【阅读】文明（5）

接下来的内容涉及历史方法论；没有耐心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我为本书写作的前言，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在见证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所学的历史比同龄时期的我学的少，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老师差劲，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差劲，历史考试就更不用说了。在见证金融危机逐渐升级之际，我意识到，绝不只有他们如此，因为在西方世界银行和财政部中，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对上次的大萧条略微具备那么一点最肤浅的知识。大致30年来，西方中学和大学中的年轻学生所接受的都是通才教育，缺乏实质性的历史知识。他们接受的是彼此孤立的“模块”，不是叙事史，更谈不上编年史。接受的训练是按固定的模式对文献选节进行分析，而不是培养广泛、快速阅读的关键技能。学校教育鼓励他们同情想象中的罗马百夫长和大屠杀中的牺牲品，而不是培养他们就其困境的由来和过程撰写论文。在《历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剧作家艾伦·班尼特提出了“三难选择”：历史应该作为反面立论来教，还是在与昔日的真理和美的交流中学习，或仅仅是“罗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以上种种方法中，没有一种是针对当今六年级的学生的，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六年级的学生充其量只是被灌输了少量“几个事件”，而且毫无特定顺序。

我担任教职的大学的上任校长曾坦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念本科时，他的母亲曾恳求他至少修一门历史课。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经济学家傲慢地回答说，较之于过去，他更对未来感兴趣。现在，他知道那时的偏爱是虚幻的。事实上，世界上本没有所谓单数形式的“未来”，有的只是复数形式的“未来”。历史可以有多种阐释方式，当然，没有哪一种解释是绝对确定的，但是，我们的过去只有一种。虽然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经历和我们明天及之后将面临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有二。首先，世界当前的人口在曾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口中的占比，大约为7%。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换句话说，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4∶1；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其次，要认识一闪而过的今天及预知我们未来面临的多种可能性（但只有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过去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主题的局限性。史学家不是科学家。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尝试）以可靠的预测能力建立普遍适用的社会或政治“物理学”。为什么呢？对于那构成过去的长达数千年的实验，我们是绝对无法重复的。人类历史的样本只有一个。此外，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实验中的“粒子”是有意识的，其意识活动因为各类认知偏差而互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比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不旋转的粒子更难以预测。在人类的很多特殊倾向中，有一种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几乎本能地学会了从其过往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所以，他们的行为具有适应性，其行为倾向逐渐在变化。我们并不是随意地漫游，而是在道路上行走，而且，当前方的道路分叉（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以前的经验就决定了我们会选择的方向。

那么，史学家能干点什么呢？首先，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模仿社会科学家，史学家可以设计“涵括法则”，根据卡尔·亨佩尔逻辑，对历史的归纳陈述可概括大多数事例，举个例子，当独裁者而不是民主领袖掌权时，该国打仗的可能性就增大。史学家可以发挥想象力，按照伟大的牛津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1939年出版的自传中所描述的方法，与已亡故的事物展开交流。模仿和概括这两种历史探究方法让我们有机会将过去残存的遗迹还原成历史原貌，使之成为一整套知识和阐释，让我们在事后揭开其困境迷局，并找出应对方法。有关我们未来可能经历的情形，任何严肃的预测陈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一种或两种历史探究法为基础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与新闻报刊中的占星栏属于同一个范畴了。

对“一战”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大失所望后，科林伍德的远大志向在于，抛弃他所不屑的“剪贴式历史”——历史作者仅在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编修风格重复他们前辈的说法——将历史带入现代。他的思维过程自身就值得梳理：

1.“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残存至今的痕迹（文献和人工制品）形式“活在现在的过去”。

2.“所有历史都是推理史”——这是说如果一件历史证物有意表达的目的无法被推测出来，那它将毫无意义。

3.这种推理过程要求史学家发挥能跨越时间的飞跃性想象力：“历史知识是史学家所研究的推理史在其头脑中的再次演绎。”

4.历史的真正含义来源于过去和现在的并置、比较：“历史知识是从当今思维的角度去演绎过去，同时从过去的角度对思维进行调整。”

5.因此，史学家与历史外行人士相比，正如训练有素的伐木工与无知的旅行者。“除了树和草，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位旅行者这么想着，随后继续前进。“看，”伐木工说，“那草丛中有一只老虎。”换言之，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与（科学）法则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即洞察力。

6.洞察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不仅告知人们过去，也告知人们现在，它显见的课题就是将历史套用于现在，对其进行剖析，使其本质显现于世人面前。

7.至于我们选择用于历史探究的主题，科林伍德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与他同在剑桥的同龄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斥为“现时意识”（present-mindedness）的内容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历史问题从实际问题中产生。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将局势看得更清楚，进而响应召唤应对挑战。所以，从根本上说，最终产生的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他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所参考的就是历史。”

科林伍德博学多才，精通哲学和考古，是坚定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也是早期讨厌《每日邮报》的人。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在我写作这本书时，他更是不可或缺。探讨文明衰落的原因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将它留给那些剪贴式历史的传播者。这的确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实际问题，因而本书意在发挥伐木工式的引路作用，因为这片草丛中隐藏着一只以上的老虎。

在尽职尽责地重构过去的推理过程中，我总是努力记住关于过去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容易疏忽过去的人并不长寿。过去的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英年早逝，寿命也不长，而那些没有英年早逝的人则一直承受着丧失他们所爱的人英年早逝的痛苦。以我最喜欢的诗人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大师约翰·多恩为例。他活到59岁，也即比撰写本书时的我大13岁。他是律师、议员，并在放弃罗马天主教信仰后成为盎格鲁神甫，后为了真爱而结婚，结果为此丢掉了给他的新娘的叔叔——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顿爵士——担任秘书的工作。在长达16年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安娜·多恩为她的丈夫生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3个孩子——弗朗西斯、尼古拉斯和玛丽夭折时还不到10岁。安娜·多恩的第12个孩子出生时便已死了。约翰·多恩最疼爱的女儿露西死后，他自己也几乎随她进了坟墓，此后他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1624），在诗中写下了劝勉人们应对死者抱以同情的最伟大的诗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3年后，他的挚友之死又给了他灵感，于是他写下了《圣露西节之夜，最短的白日》（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

将我细细端详吧，爱人们

来年春天，我们就将生死永隔

我已寂灭，意欲归去

爱神却来将我点化

他果然法术神通

于我的清贫惨淡中，于我的茫然虚妄中

于空空渺渺之中，他炼出精魄

使我脱胎换骨，涅重生

先前的颓然黑暗，不复存在

对于希望更好地理解人类预期寿命只有如今一半长的时期的人类状况的任何人，他们都应该读读这些诗词。

使人们英年早逝的死亡，其无与伦比的威力不仅使生活险恶不安，而且使之充满悲伤。这也意味着，打造昔日文明的大多数人，在为社会作贡献时都还很年轻。伟大的荷兰、犹太混血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只存在一个实体的、具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便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秩序，因为我们只是模糊地感知它的存在，此外一无所知。他死于1677年，当时54岁，很有可能是白天作为镜片打磨工匠时吸入了玻璃的微粒所致。布莱士·帕斯卡是概率论和液体动力学的先驱和《思想录》（Pensées）的作者，基督教的最伟大辩护人，只活了39岁；如果之前唤醒其信仰的交通事故是致命的，那么他死得就更早了。如果能活到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兹马斯（69岁）和蒙田（59岁）的年龄，谁知道这些天才还能创造出其他什么伟大的作品呢？创作了最完美歌剧《唐璜》的莫扎特，死时年仅35岁。谱写了庄严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弗朗兹·舒伯特极有可能是死于梅毒，年仅31岁。尽管可谓多产的作曲家，但假如他们能有幸活到慢性子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活到的63岁，或者魁硕的安东·布鲁克纳活到的72岁，又会怎样呢？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写下表达平均主义的诗篇《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他死于1796年，年仅37岁。而这样一位藐视官爵世袭制度的诗人（曾写下“官位不过是金币上的图案/人才是真金/不管那一切”）竟比极力推崇这种思想的诗人短寿得多，这是多么不公平。丁尼生在他83岁高龄享受种种荣誉后才去世。帕尔格雷夫编著的《英诗金库》，如果能多收录些彭斯的作品而减少丁尼生的作品，将会更出色。假如维梅尔和毕加索两人命运互换——辛勤创作的维梅尔活到91岁，而多产的毕加索在39岁时便英年早逝，当今世界的艺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与哲学、歌剧、诗歌或绘画同属于我们文明内容的政治，也是艺术。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艺术家亚伯拉罕·林肯，在白宫只担任了一个任期的总统，便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仅6个星期后，成为了心怀怨恨的行刺者的受害者，那时他56岁。这位出生于小木屋，起草了辉煌的葛底斯堡演说——将美国重新描述为“以自由理念为基础，旨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和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主张的国家”，自我成才的伟人，如果与患有脊髓灰质炎、又玩马球的伟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活的年岁一样高（借助医学科技的帮助，罗斯福活得够长，死于63岁之前几乎整整担任了4个任期的总统），美国重建时代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与过去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预期寿命更短，更在于我们享有更好的物质舒适度），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了解过去时代的男男女女。在早于科林伍德的自传一个半世纪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详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场一切对抗一切的战争的原因，因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怜悯心之上的：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唯有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虽然我们的兄弟背负巨大压力，但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安逸，我们的感官将无法给我们传达他所遭遇的痛苦。他们从没有，也永远无法使我们受到超过我们亲历的情感的感染，而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形成关于他的实际感受的认知。即使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也只有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他们可能会有的感受时，才能帮助我们具有怜悯心。这种怜悯心仅仅是我们感官的印象，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复制的他的印象。通过想象力，我们设身处地，就像感同身受。

毫无疑问，这恰好便是科林伍德所说的史学家应该干的，而这也是我希望读者在这些页中遭遇逝者复活的思维时所要做的。本书的关键宗旨在于，了解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的文明在财富、影响力和实力方面的扩张如此辉煌。但是，如果没有通过想象力使我们设身处地去感同身受，我们将无法弄清其原因。当我们逐渐再现其他文明——西方征服或至少使之从属西方文明——的居民的思维时，发挥想象力的难度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是戏剧阵容中同样重要的演员。本书不是一部西方史，而是世界史，其中西方的统治地位是我们要阐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