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25）

今天，波茨坦不过是柏林又一块破败的郊区而已，夏天时尘土飞扬，冬天时凄凉沉寂，天际下的背景因为丑陋的建筑群而大杀风景。而在腓特烈大帝统治的时期，波茨坦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士兵，几乎全部建筑物都与军事有关，或是用于军事目的。今天的电影博物馆起初是个橘园，随后作为骑兵的马厩使用。沿着这个镇的中心散步，你会经过军队孤儿院、阅兵广场及以前的骑兵学校。在林登街和夏洛特街的交汇处，随处可见军事风格的装饰，这里边是以前的禁闭室。就连这房子的顶部也另外修了一层楼，供士兵驻扎之用。

可以说波茨坦不仅是普鲁士的微缩版，也是其漫画版。腓特烈的副官贝仑霍斯特曾半开玩笑地评述道：“普鲁士君主国不是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事实上，更像是军营。”军队已不仅仅是确保强大国力的工具，它已逐渐成为普鲁士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希望土地业主在军队担任军官，身体强健的农民取代了国外雇佣军在军队中的位置。普鲁士就是军队，反过来，军队就是普鲁士。在腓特烈统治时期的尾声，普鲁士的军事人口比例超过3%，该比例比法国和奥地利高出两倍多。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强调操练和纪律一致被认为是普鲁士军力强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方面，腓特烈确实是拿骚的莫里斯和瑞典国王哥斯塔夫·阿道夫——17世纪的战争大师——的后继之人。身着蓝色铠甲的普鲁士步兵步速精准有如时钟，每分钟90步，在接近敌军时，速度减至每分钟70步。洛伊滕会战于1757年12月打响，当时普鲁士的生存本身受到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3个强国同盟的威胁。一如既往，普鲁士突袭了奥地利拉长的战线，集中攻击其南翼，实施侧翼包围。但在奥地利人企图重新部署时，他们所遭遇到的是比快速前进的敌军更为致命的东西：大炮。极为精准的炮火攻击对普鲁士的崛起有巨大的作用，与其著名的僵尸般服从命令的步兵同样至关重要。

在腓特烈的早年时期，他看不起火炮，认为为此开支是笔“不小的浪费”。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了火炮的价值。“如今，我们要对抗的可不仅仅是士兵，”他如此宣称，“我们必须切实地意识到，从今往后，我们将进行的那种战争，是火炮之间的较量……”普鲁士在洛伊滕部署了63门野战火炮，8门榴弹炮，此外还有10门被称做“咆哮者”的12磅炮（得名于其发射时隆隆的巨大爆炸声）。不久，腓特烈所创建的机动马炮连成为了欧洲军队标准建制。在后来拿破仑·波罗巴的诸多军事胜利中，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快速而集中地部署马炮连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样的武器说明科学知识已应用于军事。其间有竞争、创新和发展，于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迅速形成，其差距之大，着实令人吃惊。然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关键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

本杰明·罗宾斯出生贫穷之家，但智力过人。由于没钱读大学，他便自学数学和物理学，后以私人家庭教师的身份谋生。25岁时已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会员，后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炮兵军官和军事工程师。18世纪40年代早期，他开始将牛顿物理学应用于火炮研究，利用微分方程，首次真正描述了空气阻力对高速抛射体轨迹（伽利略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影响。他所著的《火炮技术新原理》（New Principles of Gunnery）于1742年在英国出版，在本中，他根据自己的认真观察，结合玻意耳定律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第39条假说（对受向心力影响的物体运动的分析），算出了抛物体离开枪口时的速度。随后，他用自己设计的弹道摆，演示了空气阻力的影响——可能是抛射体本身重量的120倍，完全颠覆了伽利略所提出的抛物体轨迹之说。也正是他，首次为世人演示了飞行中转动的火枪子弹如何偏离预想的行进轨迹。他所写的论文“关于来复枪的属性和优势”，1747年获得皇家科学家的科普利奖，他在皇家科学院朗读了这篇论文。论文提出，子弹应该像鸡蛋形状，枪管应刻螺旋形槽线。从论文的结束语可以看出，罗宾斯是何等重视该研究成果的战略及科技意义：

不论哪个国家，都应该从根本上弄清来复枪的性质和优势所在，一旦研发并制造出这种枪，就应在军队中推广使用，并要求军队管理层熟练掌握其要领；配备、使用这种枪，就具备了优势，而优势之大，几乎不亚于其他任何因素：它能够成就任何时候、任何卓越的武器装备所能实现的功业。

因为火炮越是精准有效，防御工事的保护性能就越低，就连最训练有素的常规步兵团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了。

仅过了3年，腓特烈大帝便着手启动了罗宾斯《火炮技术新原理》的德文版翻译。该书译者莱昂哈德·欧拉自己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他又为这本书增补了一份极为周详的表格，为既定的出膛发射体速度和仰角确定了速度、射程、最大高度和飞行时间，进一步完善了原书内容。1751年，法文版翻译工作也启动了。无可置疑，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其他军事创新，其中以奥地利君主约瑟夫·文策尔·冯·列支敦士登和法国的格里博瓦尔将军的贡献为代表，而18世纪弹道研究革命的最大功臣则非罗宾斯莫属了。科学应用这种撒手锏，给西方带来了真正的致命武器：精准的火炮技术。令人惊奇的是，取得这项成就的竟是罗宾斯这样贵格会出身的人。

毫无疑问，罗宾斯催生的弹道学革命是奥斯曼帝国所排斥的，正如他们错失利用更大众化的牛顿运动定律的良机一样。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火炮制造厂生产的武器是欧洲火炮所难以匹敌的。17世纪时，这种情形开始变化。早在1664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略家、曾在圣哥达大败奥斯曼军队的依蒙多·蒙特库科利说过：“土耳其人那些体积庞大的火炮攻击时威力巨大，造成巨大的破坏，但这些火炮不便机动，装填炮弹、瞄准目标要花很长时间……我们的火炮则易于机动，攻击效率更高，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火炮而言，这便是我们的优势。”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国家在诸如1741年所创建的韦尔维奇工程和火炮学院的机构中持续学习新知识，不断改良其武器装备，于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1807年，当约翰·达克沃斯爵士的骑兵连攻克达达尼尔海峡时，土耳其人所使用的大炮仍然是朝着攻击舰队的大致方位，发射巨大的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