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23）

奥斯曼和德国佬（七）

摘要：普鲁士的思想启蒙关乎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行动上的自由。此外，这种自由的思想主要用来提升整个国家的实力。迁入普鲁士的移民使普鲁士征收更多的税收成为可能，为其拥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队创造了条件，也进而使普鲁士征服更多的领土成为可能，所以说，移民为普鲁士的经济作出了贡献。

维也纳被围之后7年，两个人的例子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与其近东的穆斯林劲敌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三世毫无作为，松懈地管理着这个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在波茨坦，腓特烈大帝则不断改革，使普鲁士王国成了人所共知的军事高效和管理合理的典型。

如果不深入分析，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仍然与苏莱曼大帝叱咤风云的时代一样，实力雄厚，令人生畏。但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这个帝国已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体制性问题。帝国开支高于税收收入，国家财政危机极为严重；由于受源于“新世界”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形又因货币的贬值而进一步恶化，结果导致物价上涨（同样也在欧洲发生），发生货币危机。在维齐尔穆罕默德·科普律鲁，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及其时运不济的养子卡拉·穆斯塔法的统治下，帝国要努力去弥补苏丹宫廷的巨大开支，遏制其禁卫步兵势力——它在以前可是奥斯曼的一支有世袭等级制度的禁欲之师，纪律极为严格，还要竭尽全力去控制其相距遥远的帝国行省。贪腐之风猖獗，帝国离心力日益增大。拥有土地的阶层的力量逐渐减小，诸如发生于安纳托利亚的暴动则不断挑战着中央政府。也有宗教冲突存在，比如东正教神甫与苏菲派神秘主义教派之间，前者如卡迪扎德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式微全是因为其所为与穆罕默德训示不符，后者则以斯瓦斯·埃菲丁泛神秘主义论者为代表。奥斯曼官吏以前由奴隶充任，他们往往是从巴尔干基督教社会掳掠过来的。但在时下，其官僚的遴选和升迁似乎更多地取决于受贿和裙带关系，而不在于资质；大家争先恐后地想捞肥缺，混乱情形发生概率高得离谱。奥斯曼帝国管理水平的恶化情形，可以从当时的政府记录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1458年的人口普查便是一个记录相当详细的文件。到1694年时，类似的记录变得马虎、草率，处处都有省略和删除，语焉不详，实在令人扼腕。奥斯曼官员很清楚其管理效率的恶化，但他们唯一可以建议的应对措施便是回到苏莱曼大帝治下的昔日美好时代。

然而，各代苏丹自己的腐朽可能是帝国政府管理式微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政权统治更迭频繁，在苏莱曼大帝离世的1566年到穆罕默德四世继位的1648年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9任苏丹的统治。在这9位苏丹中，有5位遭废黜，有两位被暗杀。一夫多妻制意味着，奥斯曼苏丹并不存在基督教徒国王亨利八世所面临的困难：为了拥有一个男性继承人，他用心良苦，曾先后娶了6位妻子，其中两位被处死，两位离了婚。在伊斯坦布尔，作为苏丹为数甚众的儿子中的一个，这是最危险的。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苏丹王位，在1607年前，毫不例外，其余各子均被作为人质控制，以防他们反对。这种方法很难保证子女之间的友爱。苏莱曼最具天资的大儿子穆斯塔法的命运就是个典型。苏丹第二个妻子，即穆斯塔法的继母，为了她自己所生的儿子的利益，成功地实施了阴谋：穆斯塔法就在他父亲的帐篷中被暗杀了。苏莱曼的另一个儿子巴耶塞特也被人勒死。穆罕默德三世于1597年继位之际，处死了他的19个兄弟。1607年，奥斯曼帝国采取了长子继承制，这种做法才被放弃。此后，除长子之外的兄弟纯粹被限于深宫后院之中，那里事实上就是“禁宫”：仅由苏丹的妻室、嫔妃及其子女生活起居的后宫。

如果把后宫的环境仅仅说成不健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奥斯曼三世在57岁继位，也就是说，此前事实上在后宫深墙之内过了51年的囚禁生涯。在他主持国政之际，几乎对他应统治的王国茫然无知。他对女人是如此厌恶，以至于他竟然喜欢穿铁底的鞋子，只要听到他哐啷作响的鞋声，后院的女人们便要迅速消失。回避后宫妃嫔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活，很难说对执掌权力有很好的帮助。而在巴尔干半岛之北的土地上，皇家生活则是另一种情形。

“这个统治者是这个国家地位最高的人。”腓特烈大帝在1752年为其子孙所写的两篇《政治证言》中的首篇如此说，“他拿到的薪俸很高，这样他便可以保持其职位的尊严。但是，作为回报，其子民要求他展开有效工作，为整个国家谋福利。”在一个世纪以前，他的祖父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的祖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使受战争蹂躏的荒凉之地勃兰登堡的马克跃身为中欧统治最为牢靠的国家的核心货币，其金融根植于王室范围极广的领地的高效行政管理，其社会秩序由忠诚地效忠王室的军队或文职官吏提供保障，国土安全则由受过良好训练的农民军来保证。1701年，他的儿子被正式确认为普鲁士国王时，腓特烈大帝治下的王国，其存在形式与英国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建议采用的理想的君主专制整体极为相似，与无政府主义体制是对立的。这是一种追求精益化的新体系。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该体系与奥斯曼体制的反差之大，从腓特烈大帝在波茨坦的最钟爱的王室住所可以反映出来。该居所是这个国王自己设计的，虽然其名称为无忧宫，但宫殿主人过的并非无忧的生活，当然，与其说它是宫殿，倒不如说是别墅更合适。他宣称：“如果我的利益与我臣民的利益不均等，我宁可放弃我的个人利益。如果我的利益与臣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永远都要以国家的福利和优势为重。”

无忧宫的简单设计为普鲁士所有的官僚树立了榜样。严格的自律、按部就班的行为方式及廉洁清白的品行便是他们口号。腓特烈在无忧宫的侍从人员很少：6个杂务男仆，5个常规男仆，两个侍从官，服饰男侍是没有的——因为他的衣橱极为单调，几乎总是那带有烟味的、磨破了的军装。在腓特烈看来，君主袍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而那头上的王冠不过是一顶“漏雨”的帽子罢了。与生活在托普卡普的、他的对手而言，他过的就是僧侣的生活。他有的不是三宫六院，他只有一个妻子（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娜），还是他所厌恶的。“夫人已经变胖了。”在他们一次长时间的分别之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问候他妻子的。东西反差也体现在书面记录中。普鲁士王室内阁的记录——一页一页清楚地记录着王室决议，与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文书记录形成了鲜明对照。

诗人拜伦曾经这么写信给一个朋友：“在英国，流行的罪恶是卖淫和酗酒；在土耳其，其罪恶便是鸡奸和嗜烟。我们更喜欢的是女孩和酒瓶，他们更乐意吸吮烟嘴和娈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大帝这位开明的专制主义者，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生活在奥斯曼宫廷中极可能会更开心。性格十分敏感，十之八九是一位同性恋知识分子的他，在他那暴躁、酷爱阅兵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监护下，忍受着极为严格，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教育经历。

当腓特烈·威廉一世与他那帮粗野的酒肉同僚在他领导下的“烟草部”一起放松时，他的儿子则在历史、音乐和哲学中寻求慰藉。在这位要求严格的父亲看来，他的儿子就是“一个柔弱的男孩，既不能骑马，也不会玩枪，此外也不注意个人卫生，从不理发，头发卷曲像个傻蛋，没有哪怕是一点男子汉气概的人”。腓特烈曾试图逃离普鲁士，被其父逮住，此后，被其父囚禁在昆斯特林堡，并被强迫观看他朋友——帮助他计划逃离普鲁士的汉斯·赫尔曼·冯·卡特——被砍头的情形。他朋友的躯体和被砍掉的头颅就丢在他居室外面的地上，他在昆斯特林被囚禁了两年时间。

但是，腓特烈大帝无法不接受他父亲对普鲁士军队的激情。在担任戈尔茨军团团长后（从监狱释放后），他开始潜心学习军事本领。因为普鲁士的版图形状几乎是斜贯中欧的对角线，他决意改善普鲁士在地理版图上易受攻击的情形，后来证明，他的军事本领是实现这一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他将军队规模从8万扩充到19.5万，一跃成为欧洲的第三大军事强国。事实上，截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统治结束之际，每29人中就有一个士兵，按这种比例看，普鲁士是全球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腓特烈不仅要将其军队用于阅兵的目的，而是准备投入战斗，攫取新的领土。1740年继位的几个月之内，他便入侵了奥地利，夺取了西里西亚，此举令欧洲大陆一片哗然。这位敏感的审美主义者曾经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稳当地骑在马背上，喜欢笛声胜过喜欢哐啷作响的马蹄声的人，成为了施展权力的艺术家——腓特烈大帝。

人们该如何解释他的这种转变呢？我们从腓特烈的早期政治哲学著作《反马基雅弗利主义》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这是反驳佛罗伦萨人马基雅弗利的那本供统治者参考的著名犬儒之作《君主论》（The Prince）的多部著作中的一部。在书中，腓特烈认为，“当欧洲各强国势力膨胀眼见要冲破堤岸，席卷世界时”，国君理应提前发动战争掌握主动权。换句话说，为了保持诸强之间的平衡，“即以其他诸多国家的联合力量制衡其他强国之优势，进而达到某种微妙的均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尚能选择是和是战的时候，积极投入战争，若到危亡时再应战，那只能暂时推迟被奴隶和被毁灭的命运而已。后来，腓特烈大帝将其邻国波兰描述为“随时可能被一片一片吃掉的洋蓟”——在该国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之际，他适时地吃掉了它。所以，腓特烈大帝吞并西里西亚，绝不是一时冲动才这么干的。普鲁士的扩张恰似奥斯曼收缩的镜像：这是以残酷无情的理性主义为基础构筑的权力所取得的伟业。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其广阔的王国领地之内，极尽所能攫取每一分钱，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为其后人留下的遗产达到800万泰勒。他的儿子决意将这笔财产投入使用，不仅要扩展其领地，还要给这个一流的王国建一座匹配的都城。他计划在柏林的心脏地带营造一座与广场同样可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便是国家剧院。紧靠剧院修建的是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在无比好奇的现代游客看来，与在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所见到的剧院和大教堂相比较，这些建筑的风格几乎没有差别，但它们值得游客细细观赏。与北欧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柏林剧院从来就与皇宫扯不上边。其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让君主个人享受，而在于为范围更广的公众提供娱乐。腓特烈大帝所营建的大教堂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所路德信徒众多的城市中，该教堂却是天主教堂——这是一位思乡情切的国王主持修建的，对此，他毫不在乎为之花掉的大笔钱财，他更看重的是，作为柏林城市广场中心的建筑一定要有气势。这所教堂的柱廊刻意效仿了古罗马的万神殿（供奉诸神的庙堂）。这所建筑印证了腓特烈大帝对于宗教的包容态度。

腓特烈大帝登基时所颁布的开明法令影响之大，至今都令人称奇：不仅完全包容各派宗教信仰，还给予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对他们坦诚相待。1700年时，事实上，每5个柏林居民中，几乎就有一个是居住在法国人“定居点”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此外，还有萨尔茨堡新教徒、韦尔多教派、门诺派教徒、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公开承认的宗教怀疑论者。“在这里，每个人几乎都能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获得庇护。”腓特烈如此宣称，即使是穆斯林信徒也不例外。不错，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在奥斯曼帝国是被包容的，但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他们在中世纪欧洲的情形较为接近：被限制在某个特定区域及职业环境中，上缴税率比其他人高。

在自由理念和外国人的两大因素推动下，普鲁士经历了一场文化上的大繁荣，新兴的阅读社团、研讨组织、书店、期刊和科学社团相继涌现，便能说明这一点。腓特烈大帝自己曾公开表明了对德语的鄙视——宁愿写法语，只对马才会说德语，但他看到了德国出版物方兴未艾的前景。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康德成长为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所著的《纯粹理论批判》（1781年）探讨了人类理性的本质和限制问题。康德终其一生都在哥尼斯堡的阿尔伯尔金纳大学（哥尼斯堡大学别名）执教，过着比他的国王更为严格的生活。他每天准时散步，时间如此之准，以至于当地人会据此设定手表时间。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苏格兰马鞍制造者的孙子这一事实毫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其思想深度，而不是其出身。成就接近康德的另一位学术界泰斗摩西·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腓特烈也丝毫不在意。这位国王曾语带讽刺地说，基督教教义充斥着“奇迹、矛盾和荒谬，它是东方人狂热想象的产物，随后才传播到我们欧洲，在这里，某些狂热信徒信奉它，有些阴谋家佯装皈依于它，有些愚昧之人真的相信了它”。

这正好体现了我们所知的启蒙运动的真谛，从很大程度上说，这都可谓科学革命的延伸，虽然并非方方面面都如此。这其中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启蒙思想家阵营更广泛一些。在普鲁士正在发生的在全欧洲都在发生，这得益于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书籍、杂志和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的市场日益扩大。在法国，能够签自己名字的人的比例——充分反映识字率的指标——从17世纪80年代的29%升至18世纪80年代的47%，虽然会签自己姓名的女性比例（从14%升至27%）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水平。到1789年，巴黎的男性识字率大约为90%，女性识字率为80%。天主教和天主教机构之间的竞争、国家法规的改善，高比例的城镇化率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可以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18世纪的公众领域也有付费音乐会（如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于178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音乐会），还有新型的公众剧院和艺术展览馆，其他复杂的文化社团和艺术协会就更不用说了：诸如共济会的社团组织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作。”德国诗人、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784年曾激情洋溢地如此道来：

如今，公众对我意味着一切——它让我如此着迷，是我的国王，是我的朋友。从此以往我便仅仅属于他了。我希望自己接受他的审判，而拒绝其他任何审判者。那是我唯一害怕并敬仰的。想到世人对我的裁定才是套在我脚上的足镣，想到人类的灵魂才是我唯一渴望的王冠时，有种崇高的感情便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并感染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