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15)

伦敦金融城政府的起源和结构可追溯至12世纪。金融城是自治商业机构的最早范例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公司的先驱,从另一种角度上说,又是民主体制本身的先驱。

从名义上说,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威尔士(严格地说,还包括他宣称拥有的法国)的国王。但在英格兰的农村地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贵族、要求约翰国王实施大宪章的贵族的后代,以及成千上万的乡绅土地业主及无数的公司实体、神职及非神职人员手中。城镇通常是自治性质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该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几乎完全是自治性质的。欧洲不仅是由公国组成的,也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包括贵族、神职人员和城镇居民。

伦敦金融城政府的起源和结构可追溯至12世纪。换种方式说,值得注意的是,大市长、郡长、市议员、议事厅、同业公会会员和自由市民已存在800多年的时间了。金融城是自治商业机构的最早范例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公司的先驱,从另一种角度上说,又是民主体制本身的先驱。

早在13世纪30年代,亨利一世就赋予伦敦一定权利:从他们自己中意的人中选择自己的郡长和法官;有权管理他们自己的司法和财务事项,国王或其他机构不得干涉。1191年,在理查一世东征进入圣地之际,选择市长的权力也给了公民,这一权利在1215年得到了约翰国王的批准。结果,伦敦市再也不惧怕国王了。1263—1265年,在该城公民的支持下,托马斯·菲茨·托马斯市长也声援蒙特福特反抗亨利三世的起义。1319年,轮到爱德华二世发难代表着绸缎商利益的伦敦市,因为后者企图减少外国商人的特权。当爱德华拒绝时,“伦敦暴民”便支持罗杰·莫蒂默废黜该国王的行动。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局势又开始对伦敦不利。意大利人和汉萨同盟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以优厚的条款为国王提供了借款,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理查二世未成年时期。但是,伦敦市民持续在挑战王室权威,不论在1381年农民起义还是在理查受到上院上诉时,伦敦市民均几乎毫无兴趣支持国王一方。1392年,国王理查取消了伦敦的特权和自由权,但在5年后,由惠廷顿市长磋商后送出的10000英镑的优厚“礼物”又成功使伦敦居民恢复了其特权。给国王的借款多少和礼品价值成为了一个城市能否享有自治权的关键。城市发展得越富有,城市也就越享有自治权的资本。惠廷顿给亨利四世的借款额至少是24000英镑,给他的儿子亨利五世的借款大约为7500英镑。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该城不仅在权力方面与国王竞争。在城市内部同样也存在竞争。同业公会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织布工公会最早可追溯至1130年,面包师公会可追溯至1155年,鱼贩公会可追溯至1272年,金匠公会、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和皮革商公会可追溯至1327年,布匹商公会可追溯至1364年,绸缎商公会可追溯至1384年,杂货商公会可追溯至1428年。这些同业公会或行会在各自所属的经济领域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他们还拥有政治权力。爱德华三世声明自己是亚麻军械士公会(后来叫“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的“会员”,这算是承认了其政治权力。到1607年,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吸纳了很多过去或现在的名誉会员,包括7个国王和1个王后,17个王子和公爵,9个伯爵夫人(女伯爵)、公爵夫人(女公爵)和男爵夫人(女男爵),200多个伯爵、勋爵和其他乡绅以及1个大主教。那“十二大同业公会,按级别高低排列,即绸缎商公会、杂货商公会、布匹商公会、鱼贩公会、金匠公会、皮革商公会、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零星服饰用品商公会、烟贩公会、五金商公会、酒类批发商公会和布工公会,可以提醒我们伦敦工匠和商人曾具有的影响力,即使他们现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仪式性的。在他们竞争激烈的时期,他们相互之间可能爆发战斗,也可能共赴酒宴。

除了其他因素,在公国之间、国内甚至国内的城市之内,存在的多层级的竞争情形,有助于解释欧洲机械钟表的技术发展和快速传播。1330年,沃林福德的理查德就已经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十字教堂下方的墙上安装了一个技术极为先进的机械钟,可以显示潮汐、月亮和某些天体的运动状况。在15世纪时,发条驱动、具有报时的独特功能的时钟淘汰了原来的钟表,这种时钟不仅比中国的水钟计时更为准确,而且它们被广泛传播使用,而不是被欧洲的天文学家所垄断。因此,如果一个城镇在其教堂之巅安装了一架精美的新针盘,用不了多久,其最近的对手就会觉得有必要效仿跟进。如果新教的钟表制造者在1685年的法国不受欢迎,那么瑞士就会高兴地接纳他们。而且,与军事科技一样,竞争会孵化技术的进步,因为工匠在修理摆弄的过程中,对产品的精确度和美观所作的改进虽小,却在不断积累和改进。在耶稣会员传教士利玛窦将欧洲的钟表于16世纪晚期带到中国时,这些钟表的技术和质量比东方钟表高很多,这让东方人在接纳时也颇有些丧气。1602年,在万历皇帝的要求下,利玛窦在米纸上绘出了一幅美观的世界地图,将中国定位于地球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一定知道,以技术衡量,中国如今正在向全球边缘漂移。

因为钟表在计时和装置工作的协调方面所获得的更大精确度,钟表及后来便携钟表的兴起便与欧洲及西方文明的崛起相伴而行(可以这么说)。随着计时器逐渐进步,东方的优势时代也在逐渐走向终点。

网络编辑:谢小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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