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12)
与南京相比,15世纪的伦敦几乎还不能叫做一个城镇。“结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归宿。”在那时的欧洲,还能想出什么更为简洁的描述来反映其时的状况呢?
但是,若有中国旅行者来此,所有这一切几乎都不会让他叹服。与紫禁城的层层厅堂相比,伦敦塔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糙的建筑工程。与中国的玉带桥相比,伦敦大桥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而且,原始的航行技术将英国水手限制在狭窄的小水域中,即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熟悉的河岸和海岸线举目可见。而想从伦敦驶抵长江,不论对于英国人还是中国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与南京相比,那时的伦敦几乎还不能叫做一个城镇。当时,亨利八世对法战争取得胜利(在阿金库特进行的最知名战役)后于1421年返回伦敦。伦敦补补修修的老城墙,长约3英里,而这和南京城墙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开国皇帝花了20多年时间,围绕其首都建造了城墙,延绵数英里,城门异常雄伟,每个藏兵洞都能驻3000士兵。而且,城墙是基于长期使用而建造的。所以,城墙主体至今犹存,而伦敦中世纪的城墙几乎没有一处留存至今。
以15世纪的标准看,在中国明朝生活相对比较惬意。明朝之初,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因为国内贸易的萌发而开始松动。今天去苏州游玩的人,仍然可以从荫凉的运河,从古城雅致的步行街中,见证那时繁荣的建筑成果。而英国的城市生活却截然不同。虱子传播的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即黑死病,于1349年传播至英国,致使英国人口的数量减少到约40000人,不到当时南京人口的1/10。除了黑死病瘟疫外,斑疹伤寒、痢疾和天花也肆虐流行。而且,即使没有了流行病,恶劣的卫生条件也使英国沦为死亡陷阱。没有任何形式的排水系统,伦敦各街道散发着无可忍受的恶臭,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人类排泄物都会被有计划地收集,作为肥料铺撒在稻田上。在迪克·惠廷顿担任市长大人的时期(从1397年到他1426年离世4次担任市长),铺满伦敦街道的,全然不是什么黄金。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中小学过去常给学生教的是,与昏庸之君理查二世相反,亨利八世被视为英雄人物。说来悲哀的是,他们的王国远非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的“君权之岛”,而更像是化粪池岛。这部喜剧亲昵地称之为“另外一个伊甸园,半个天堂,这个大自然本身所建造的堡垒,抵御一切污染”。但1540-1800年,英国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仅37岁,寿命低得可怜;伦敦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二十几岁。大约有20%的英国孩子在出生后的头一年便夭折了;在伦敦,每三个孩子中几乎就有一个夭折。亨利八世自己在26岁成为国王,在35岁时死于痢疾——这也提醒我们,直到相对最近的时期,大多数历史都是非常年轻而又短寿的人所谱写的。
暴力在这个地区泛滥。英国与法国几乎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与法国作战时,英国人又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打仗。没有与凯尔特人打仗时,他们彼此又因为觊觎、争夺王位控制权,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内战。亨利八世之父是通过暴力手段登上王位的,而亨利八世又因为玫瑰战争的爆发,以类似的方式失去了王位。玫瑰战争期间,先后有4位国王失去了王位,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断头台的成年贵族多达40人。1330-1479年,英国贵族3/4的死亡都是暴力致死。而且,普通杀人致死更是司空见惯。14世纪的相关数据显示,牛津居民所面临的年杀人致死率高于0.1%。伦敦稍微安全点,其杀人致死率大约为0.05%。当今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在南非(0.069%)、哥伦比亚(0.053%)、牙买加(0.034%)。在底特律情形最糟糕的20世纪80年代,其谋杀率也只有0.045%。
那个时期英国人的生活,正如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在论及的(他所言称的“自然状态”,确实是“孤立的、贫穷的、残暴的、短寿的”)。即便对于诸如帕斯顿这样富裕的诺福克家族,也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约翰·帕斯顿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设法捍卫其合法继承的格雷沙姆庄园的产权时,被驱逐出庄园。凯斯特城堡此前是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遗留给帕斯顿家族的,但在约翰·帕斯顿死后不久便遭到诺福克公爵的围攻,并占据长达17年之久。要提及的是,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更为富裕、暴力更少的国家。法国人的生活甚至更为险恶、更残暴,寿命也更短——越是向欧洲东方行进,其情形也就更为恶劣。即使是在18世纪早期,普通法国人的平均日热量摄入也仅为1660卡,这只是勉强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标准,大约只有当今西方国家平均标准的一半。革命前法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此外,在中世纪有数据可查询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中,其杀人致死率都比英国高,而以艺术家和刺客闻名的意大利,情形一直最为糟糕。
有人认为,正是西欧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备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优势。因为高死亡率在穷人群体尤为常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死去的人帮助富人更富了。可以肯定的是,黑死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提高了欧洲人的人均收入;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可能会挣更高的工资,因为劳工是如此稀缺。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英格兰富人的孩子比穷人孩子长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然而,以欧洲人口规模遭遇的突发状况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谱的。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几乎同中世纪的英国一样悲惨:瘟疫、饥饿、战争和谋杀导致其人均预期寿命低得令人扼腕,只有富人能够活得长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亚的情形表明,它们没有因为这些非常状况而获益。我们即将看到,尽管欧洲在人口锐减之后疾速前进,走向繁荣,积聚了雄厚实力,但其原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减少。
需要提请现代学者和读者注意的是,死亡在过去是什么情形。佛兰德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死亡的胜利》虽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勃鲁盖尔也不必全靠想象,来为我们刻画一个胃绞痛般痛苦的死亡和毁灭场面。在一片由大批骷髅统治的土地上,一个国王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他的财宝帮不上一点忙,同时,一只狗在不断撕咬着旁边的尸体。在远方,我们看见绞刑架上有两个被绞死的人,车轮上有四个身形扭曲的人,另一个人即将被砍头。军队正战斗,房屋被烧,战舰沉海。在前景中,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军队和平民,都被混乱地驱赶进一条狭小的长方形坑道中,无一幸免。即使是那个给他的情妇唱情歌的抒情诗人,无疑也将难逃此劫。这位艺术家在其40岁之初便离开人世,比本书作者年轻。
一个世纪后,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多·罗萨的一幅名为“人之脆弱”的画,或许是表现死亡的最感人的作品。这幅画是在1655年那场瘟疫肆虐其在那不勒斯的故乡,夺走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罗萨瓦,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姐夫及他们的5个孩子后,受到启发所创作的。死亡天使丑陋地咧着嘴,还在罗萨开始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从他妻子背后的暗处逼近,来取他们儿子的性命。这位心碎的艺术家的痛苦,仅从这幅画布上所写下的字便完全概括,令世人过目难忘。
“结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归宿。”在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能想出什么更为简洁的描述来反映其时的状况呢?
网络编辑:小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