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我们的历史

我们虽然应该注意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起来，更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想当然地把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情况理想化、概念化，然后拿来用在当下。

《谈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杨奎松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38元

中共革命胜利的偶然与必然

夏佑至：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家多少有一种观念：中共革命的成功，是因为其回应了国内的土地危机，但从历史来看，中共多次在存亡之际能够扭转形势，似亦有偶然的成分，如1935年毛在《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存在，又如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将革命及其胜利视为必然的观念？

杨奎松：历史的发生是偶然，是必然，原本就要辩证地看。有些偶然里面有必然，有些必然里面有偶然。比如1935年中共中央北上甘南进入陕南时从《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事情，看起来很偶然，但这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北上和接通苏联的方针联系起来看，又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陕北苏区就在中共中央北上的方向上，只要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方针，读到报纸，发现陕北苏区，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从停止蒋的剿共军事行动、实现二度合作的角度看，确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西安事变”之所以会发生，又和中共政策转变，一年来策动张、杨联苏反蒋抗日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张学良半年多前就已经在与中共谋划发动西北事变了，只要蒋无法帮助张回东北，且又坚持逼张剿共，以张之处境、性情和对联苏抗日的渴望，诉诸非常手段，也就不纯粹是一种偶然了。

同样的情况，看中共的胜利，也要看到事情的两面。即既要看到其胜利的偶然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胜利的必然性的一面。中共的胜利，有没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呢？当然有。比如，中共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毗邻共产党的苏联。我们看历史地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点，即除了1960年代初的古巴以外，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围绕着苏联建立起来的。这说明，地缘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与苏联毗邻，这是便利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但说因为这一点，中共革命就一定成功，却未必。

以芬兰为例，芬兰不仅与苏联毗邻，而且久为俄国和瑞典分治，19世纪初完全被沙俄所统治，十月革命后才趁机独立。苏联强大起来后大力扶助芬兰共产党，甚至出兵芬兰，扶持芬共建立起分裂政权，芬兰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地位，顽强抵抗苏联的入侵。芬兰共产党之所以没能通过苏援而成就其革命，一个根本原因是芬兰人口中多数是因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而获益的农民，他们坚决抵制苏联并吞芬兰的企图。这说明，外援或外部力量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它多半要与一个国家内部的条件和需要相适应，才能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毛泽东说内因是根本，没有错。

中共为什么会在中国成功，当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中共里面出了一个毛泽东，可以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去我们曾经认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共革命的命运就由失败走向成功了。但是改革开放后很快就发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推举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新的最高负责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而且，遵义会议只是批评了过去的军事路线，没有讨论和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如果没有1935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红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坚持北上，能够看到那张报纸，找到陕北苏区，也很少存活下来的可能。如果没有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不出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如何就很难说了。

其实，讲中共成功，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讲。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失败。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把中共的成功完全归结为苏联的帮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