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上流】1950~1978 沉浮:三大件之外

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那时所有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

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那时所有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

 

上世纪40年代末,欧洲还在“二战”创伤的治愈过程中,出生于法国诺曼底—这个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盟军登陆地—的Christian Dior,操起裁剪之刀,推出了被人称为是“New Look”系列的服装。世界—不只是时尚界—为之一震,有人惊呼是“New Look”真正结束了“二战”。战后女性的美感被重塑,50年代高尚优雅的品位因之而树立。

 

地球的另一边,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毛主席,操他的湖南乡音,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礼炮轰鸣,亿万人欢呼。中国新时代的帷幕开启,中国新时期的审美神州漫溢。世界两极的高雅风尚,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分道扬镳地各自生成、伸展、发育。

 

那万恶的旧社会

忆苦思甜是国人常用的精神胜利法,“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买办、反动派,把人民压榨得只剩下呼吸,现在能吃饱穿暖、唱着歌颂领袖的歌曲,可谓其乐融 融、幸福美满矣。然而,十里洋场,歌舞升平的大上海,在当年是何其甜哉?可惜,它们与翻身做主人的无产阶级无关。出现在电视电影镜头里的领袖们,再也没有 当年四大家族的奢华做派,一律朴素得如同天下百姓。新中国的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庙堂与江湖,大家彼此彼此,毛泽东最大的奢侈爱好,也无非红烧肉与线 装书而已。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解放前生于富裕之家的老黄。耄耋老人黄老先生,奢侈品于他见怪不怪,他至今记得,家族中曾有园林、酒厂及各式店铺,解放后合作经营,依 然可以领股息、坐收盈利。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块上海表都何其稀罕,然而他却凭着丰厚的家底,花费几百元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胸前的口袋里,还插上 一支名贵的派克金笔。

 

那时候的老黄,可谓上流中的上流,亦可谓例外中的例外。处于社会相对上流的绝大多数人,自然没有此般风流模样,回忆当年生活的大学教师老郑,可作为其中代表。

 

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老郑,与爱人都在大学教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份十分体面的工作。老郑与爱人的工资均为56元,收入不算低了,但是生活很不宽裕,两 人结婚时,洞房里只有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是老郑工作后向人借来148元购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老郑分期还款,每月 从工资中扣除40元,四个月还清。

 

老郑的生活算是比较幸福的,至少拥有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中的一件。那种年代,人们最关心的还是“食”的问题,三大件的奢侈风尚是身外之物、 是梦想。以年夜饭为例,1957年2月3日的《北京日报》,有一篇描写年夜饭的文章:“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 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肉、鸡、鱼是奢侈的,老北京人对此已心满意足,所以“快快活活”,至于那些好吃的点心,自然更是奢侈品。而60年代的春节,到处 都是毛主席像以及五颜六色的标语,热闹的景象之外,是在生产队集体食堂等候丰盛晚餐的饥肠辘辘之人,大家终于有机会放开肚皮拼命吃了!没有油水的肠胃终于 可以补充一点油水。吃完之后,社员们还可以领羊肉馅回家包饺子。

 

由“食”管窥,当年奢侈之定位可见一斑。那时节,未必没人能吃得起、吃得好,问题在于吃得起也不一定吃得到,因为几乎所有商品都需要票据,买粮要粮票,买 油要油票,所以老郑一家人未必比别人吃得更好。但他们依然继续幸福着,1966年,家里拥有了三大件中的另一件—自行车,这是老郑爱人的专属。老郑的爱人 如获至宝,天气不好一律不骑,就这样,自行车被她“骑”了十年,后来他们的女儿接过“家传之车”,继续往后骑。老郑家后来还添置了三大件之外的“大件”— 收音机,“四大件”他们家已经拥有了三件!至于那部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入住”,已是1978年的事了。

 

“高干子弟”引发的时尚潮流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俗语国人一定不会陌生,它的背后是中国人50年代的穿衣现实。语意展示的是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当年所有 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譬如50年代末,前苏联某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提出国人的服装不符合社 会主义大国形象,建议大家穿花衣,以便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于是,前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女英雄卓娅就义时所穿的飘逸“布拉吉”(音译,即“连衣 裙”),成为中国女性的时尚着装。

 

“布拉吉”当然只是风尚之一,最时髦的女装或许还是列宁装。据《服饰与中国文化》(华梅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中苏同盟,无敌 于天下’的政治概念左右了服装,所以出现了国家机关女干部和女学生着‘列宁服’的现象。”列宁装式样为西装开领,腰中系一根布带,双排各有三粒纽扣。它呈 现的是中性化特点(甚至影响了21世纪的中性风),显得“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一时间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而“干 部”,显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之谓。

 

五六十年代,辫发和金银戒指、耳环、手镯,是封建余孽,而烫发、项链、胸花以及“阿飞裤”(瘦腿裤)则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之物,至于化妆品,更是二者之结 合,在中国绝无立锥之地。我们今日所认为的奢侈品,当年的中国无一丝踪影。60年代,女孩们跳橡皮筋,嘴里唱的是“小皮鞋,咔咔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可 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美女胆敢穿上高跟鞋穿街过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美丽更被一扫而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老少,春夏 秋冬只能穿“老三色”:蓝、黑、灰;“老三装”:“毛服”、青年装、军便装。身上的配饰则是这些:草绿色军帽、帆布挎包、军用宽皮带、毛泽东像章、语录 本。

 

进入70年代,《服饰与中国文化》写道:当年服饰上是否也有流行呢?也有。如在知识青年下乡的最初几年,即70年代初,先是从北京高干子弟中兴起号称“联 动”的年轻人游戏,其中一项内容是穿上中山服,最好是父辈的蓝呢子中山服,脚穿黑条绒面人造革包边镶筋鞋,谓之“革边鞋”。女青年加一条长红色毛围巾。高 干子女的潮流,亦可谓上流奢侈服饰了吧?

 

更有甚者,江青也试图向全国推广一种时尚风。她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出一种全国妇女都能穿的裙服(即“江青服”,后来成为一桩丑闻):上为和尚领,小掩襟,半袖,前襟沿边系扣,腰间束带,下裙长而多褶。江青本人穿的是高档手工绣花布料,而一般人则穿“的确良”面料。

 

70年代的大众服装记忆,停留在“的确良”身上,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穿上的确良”。这种初级化纤产品,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时尚理念。尽管那时还有“抵 制奇装异服”的禁令,然而,服装的多样化已无可阻挡,劳动服、拉链衫、风雪衣、顺褶裙、碎褶裙已悄然成风。商场里也开始呈现“琳琅满目”的“奢华”面 貌:70年代的北京,春节期间,百货大楼手表展销专柜,展出北京手表厂生产的夜光手表和彩色表盘手表;北京市家具厂发明的新式组合家具在中山公园展览,其 报道位列《北京日报》的头版

 

它们在向即将到来的开放时代嫣然招手,又好像挥别那曾经的动荡与沧桑。

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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