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们在谈什么（4）

北漂的“朝圣之旅”

两个青年怀抱吉他，边弹边唱自己编写的“蚁族之歌”。身边几位雍容华贵的女士（全国政协委员），边听边擦泪。

这个场景发生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出租房内，这里是“蚁族”聚居地唐家岭（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城中村），时间是今年三月“两会”期间。

如此贫困的生活条件，如此漂泊的人生……政府的反应是，对包括唐家岭在内的五十处城中村尽快改造。读者再熟悉不过的那种拆迁即将来临。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蚁族，他们的生活条件差，这里将盖起舒适的廉租公寓。

蚁族的问题于是乎被化约为经济或所谓“刚性需求”。这种思维天经地义，屡试不爽。即如武汉的拆迁户被活埋也是赔“五套房子”便能搞定。我想，这是当下特有的一种“政治正确”： 用钱可以通约一切（包括精神性要求、无语的信念甚至身体性的惯习）。关键是，这里确实存在不能为钱或物质财富所通约的东西。蚁族就是一例，请看《蚁族》的歌词： 什么地方是我们天堂，什么地方是我们梦想，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希望，什么地方让我们飞翔；什么地方有我们家乡，什么地方有我们梦想，什么地方有我们希望，什么地方让我们疯狂……别的且不说，歌中无疑传递着一种精神流浪者的怀乡情结。但这是为了远离家乡而唱的怀乡之歌。说一个人“为了能唱一支乡愁曲而远离故乡”好像有些不通，但这恰恰透露出“生活在别处”的青春本质。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每个人年轻时身上都会躲着一个眼望天边外的流浪者。这是一个隐秘的波希米亚艺术家。在生活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成为实践的波西米亚人，这些人被称为盲流、北漂或蚁族。

人类学家将这种生活称为生命的过渡仪式。它是从天真少年进入庸常成人生活前的一段特殊人生阶段；它脱离惯常生活的轨道；它充满可以使人自怜和自豪的贫穷。它意味着自由和放浪。于是，来到北京，在生活成本低廉的城中村聚集成群，形成人类学家特纳所说的“共同体”和“朝圣者”；有些是艺术家群落，有些模仿艺术家——北漂；有些干脆被视为蚁类。虽然谁都想过上堂而皇之的生活，但是只有将就于城中村，而且似乎只有城中村才能提供建造“共同体”的空间： 这里房租便宜，生活方便；在这里和爱人同居；这里有共患难的一群人；当你唱起“蚁族之歌”的时候，天地低昂，路人动容。说得更远一点，这是中国古代便有的读书人“漫游”传统之当代版，这是一个人迟早将回到“居住”之前的一种生命状态。漂泊总会终止，“流浪者总要归去”。在有条件融入都市的地方，他们便会顺次脱离边缘共同体，定居下来，成为中产者。如果不能在漂泊之地安居，便告老还乡。对他们来说，波西米亚式生活会成为一段永远的记忆。而在目前北京的情况下，连城中村也即将被消灭，许多人只有打道回府。说实在的，这些人的聚集是北京作为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之根源。

以上这些看法，很少出现在有关城中村改造的分析/报道中。我们只看到如何打造“光明—田园—卫生城”，如何拆除使蚁族陷入“贫困生活”的城中村。没有人说城乡结合部孕育了创造精神，也没有人说精彩人生是与这里的社会空间相互生成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在“经济”这个面向之外，看出这些人及其生存是在经历一种“朝圣之旅”。如果没有这种视角，城市改造将只是一场打造空壳巨人的城市恐龙化。

（作者系人类学博士，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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