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暗战 庙堂经济学家的权力江湖】豪门盛事

他们或身居国家经济决策中枢，或就任国家官方经济智囊部门，或身处巅峰学术机构，他们的学术主张经常被纳入国策或法律章程。相对于书斋型经济学家，这些距离权力很近、掌握着压倒性的学术话语权而暴得大名者，他们无疑是所处时代的“庙堂经济学家”。他们性格鲜明，事功非凡，这些学术掌权人或学术明星，除了正常的观点交锋外，还暗隐学术派别之战、学术评价机制之争。学术是非，可以时间来检验，而名利是非，恐怕终生无解。

作为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躬逢思想解放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历史机遇与个人的奋斗的合力下，他们成为朝野器重的改革英雄。学术权力与现实影响力，让他们成为时代的明星。这些经济学家当仁不让地构成了中国学术圈中的“豪门”。

家庭联产承包、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价格双轨制、整体改革，这些牵动整个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代神经的词汇，其背后都挺立着一个个赤心热血的经济学家。中国没有哪个时代，经济学家会被如此器重，他们以其卓越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良知，影响决策，改写历史，赢得朝野尊重，成为时代耀眼的英雄与明星。2008年开创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总结经济历史，并将幕后的经济学家推至前台，以公开公正的旗帜，推动学术民主，以期催发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大争鸣，“中青年”啸聚莫干山

2011年11月26日下午，北大经济学院泰康人寿报告厅，群贤毕至。13点20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稳步而至，招牌式的华发一如往昔挺拔。甫一入门，起身祝贺与寒暄的学者络绎不绝；半小时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悄然前来。原定13点30分启幕的会议已经开始。华生想从侧门绕进，不巧，他的座牌靠近正门。而侧门第一排，张维迎默然端坐，偶然低头写上几笔。华生退步—也许正门落座才不会太引人注目。20分钟后，记者求证组委会,确知当天另一主角田源因故不会到场。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现场。经202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以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理论”，高票当选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纷争一时的关于谁是“价格双规理论”第一发明人的喧嚣，以华生研究组、张维迎的到场，田源的缺席暂划一个句号。华生在领奖时回顾“价格双规理论”的诞生地—浙江莫干山，不胜唏嘘：“27年了，（人生）能有几个27年。当时在那儿争论，能够到今天在领奖台上，我很希望你（编者注：当年会议的重要参与者王岐山）来参加。”

正是莫干山会议，促成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全面崛起，他们开始深度介入中国的改革时代。这是已被载入史册的辉煌时刻！

1984年4月，25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以《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惊险过关，成为莫干山会议的150人成员之一。这是一群忧心于城市改革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被“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的“铁血原则”吸引，啸聚浙江莫干山。会议的策划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黄江南回忆：“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待一天就离开。第二天就要她走。”这是一个民间组织的学术活动，因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外联部副主任王岐山等官员的到会，一时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

会务颇具创新，上山不许带论文，第一天不开会，先聊天交友；会议分成七组，每组有主持人，有中心发言和会员讨论，会员到哪个组听都可以。与会者热烈讨论，时而火药味十足。从白天到黑夜，人人精神亢奋。会议结束时，居然大半人累得生病。经过几番激辩，双轨制成为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主流观点。会议最终形成一个总报告和附有一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以及由华生执笔的会议纪要—《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很多青年因此声名远播。会后，很多与会者迈入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年纪最小的张维迎在这年12月去体改委报到上班。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一时成为各地政府的开明之举。河南省政府曾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由省长刘杰任团长，于1985年4月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作为政府的咨询顾问。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群情振奋，欣然受聘，开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事隔多年，在谁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问题上，张维迎、罗小朋等人卷入争论风暴，不过罗小朋亦承认同一讨论组的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决策者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大勇气，三个老人的故事

如果说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记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青年的风发意气，那么2008年第一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则颂扬了历经劫难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政治勇气与学术良知。

“每天上午八点半，杜润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上班。在这个陈旧昏暗朝北的房间里，扭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样式的台灯，他要静静坐上那么一会儿。”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这是2007年媒体笔下94岁老人杜润生的生活片段。一年后，95岁高龄的杜润生作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人，首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心存疑虑，杜润生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解除了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终于发话表示赞同。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再次放言：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亲率调查组，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挺进农村做田野调查。杜润生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终结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近百岁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对于2008年的那次时隔二十多年的褒奖，他坚持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双耳失聪的他听不到颁奖现场雷鸣般的掌声。他喜欢待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多年思考，悟出一句：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晚年有记者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个有着“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大声说：权贵资本主义！

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与心系农村和农业的杜润生相比，文革结束后已是北大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的职业兴趣在于城市与工业。1980年4月到5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提出以股份制模式，以及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来解决当时城市日益窘迫的就业问题。可惜，在计划经济一手遮天的时代，他的提议未能得到认可。厉以宁有感而发：“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偃旗息鼓终非厉以宁的性格。1986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1986年，《纽约时报》就以“厉股份”的称谓来报道厉以宁在中国股份制改造问题中的作为。不过，相比“厉股份”，厉以宁不排斥有人喊他 “厉非均衡”。因为在他看来，股份制是一种具体的方法，“最集中代表我观点的书就是那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因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人，厉以宁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在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现场，厉以宁稳居第一排中间位置，华生、张维迎分居其左右。他当天发表了关于缩小城乡制度差距的演讲。语气铿锵，学术的目光返至农村，强调“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没产权是没有道路的”。

1985年前，中央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发式的。1985年前后，以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继续沿着“放权让利”方向前景持有怀疑态度，提出救治之策在于推进配套改革。他们主张政府进行价税财联动的改革，并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这种改革理论自成一体，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2010年，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人吴敬琏、周小川等人。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再到近年来成为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他总是点中中国经济的痛处。

大智慧，四代经济学人

2011年11月23日14点，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走完了99岁的人生。他是在1949年前已经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离世的经济学大师。生前，张培刚担任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主席。11月26日下午，中国经济学家年会会议正式开始前，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执行主席毛振华提议全体起立，向张培刚默哀。三百多经济学界人士纷纷站起，老中青三代学人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

拿毛振华的话讲，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学存在一个断层，而像张培刚这样的哈佛博士，基本中断了最黄金的学术生涯。庆幸的是他们捱过了学术最黑暗的时代，以余热培养出了自己的学生。

经济学家赵晓在一篇名为《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马洪、刘国光和厉以宁；第三代有樊纲、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而他自己这一批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

其实，遗憾的是，像解放前留洋的经济学教授，基本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靠边站，没有成为第一代经济学人的中坚。譬如建国初期“海归”杨敬年教授，中国最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譬如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坤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的金融学家。他们莫不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屡屡遭受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

当然，根据其学术活跃时间和自身年龄，第一代经济学家还应包括于光远、杜润生等；第二代应有董辅、成思危和茅于轼等；第三代应有华生、田源、何家成、邹恒甫等；第四代则更多，譬如谢国忠、李稻葵等。

赵晓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这四代经济学家一脉相承的是对于市场经济如何发展的研究，都是在完成经济学的启蒙工作。

董门显赫，力撑最豪华经济学奖

在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现场的嘉宾签到台上，记者看到，“董门”的台签赫然独列。鱼贯而入的各路经济学界人士一到门口，先前的并肩寒暄，到此各找签名簿。这委实是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的门生盛事。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发源于董辅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是董辅基金会联合北大、人大、武大、上海交大和清华的经济学院而发起的一项旨在鼓励、褒扬经济学创新的奖项。”毛振华是董辅的博士生，也是董辅经济发展科学基金会的理事长。毛振华创办了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全程赞助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而董辅的另一个任泰康人寿的董事长的博士生陈东升为本届创新奖提供了总额100万的奖金，而提供评奖经费的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负责人，亦是董辅的门生。

董辅师承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便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破天荒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1984年董辅获得了当时经济学最高奖—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4年7月30日董辅病逝。8月12日，经济学界召开董辅追思会。“会上，有经济学家提出设立董辅基金会，董门弟子积极响应。讨论最后，确立基金会的发展方向是弘扬、鼓励经济学家的创新精神。”回忆起基金会创办情况，毛振华依然不减对恩师的感念之情。“2005年基金会终于注册成功。之所以没有用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因为我们不是弘扬董先生的经济思想。”

董辅从1985年后开始在北大、武大开设博士点。据董辅的学生、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再平介绍，董辅生前带出的博士生有五十多个，目前担任司局级领导的约有二十多个，省部级的也有几个，还有许多在经商。董辅的第一个博士生是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华生。同获第四届经济理论创新奖的田源亦是董辅的博士生。

董辅面相严峻，但内心柔软，极为爱护学生。生前对于学生的要求，几近有求必应。在一个名为“怀念董辅”的网页上，近二十多弟子书写悼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第二代经济学家中，还没有在经济学“普道”上能超越董辅的。他的众多门生，每年以中国经济学年会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名义相聚，把手叙情，颌首论道。

基本上，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荣耀系于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是理论总结实践、理论被纳入国家决策的非常时期。

前三代经济学家，其学术生命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问题意识始终推动着他们的学术思考。他们因关注时代大命题，而为决策者所注意，在体制内爆发出巨大的能力，进而影响社会，推动时代的发展。那是问题丛生的八十年代，生而有幸的八十年代。毛振华讲，这样的时代际遇基本不会再次出现。“衡量他们的成就，不是计算他们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毕竟中国经济学本身要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

2004年8月12日，在董辅追思会上，赵晓如此感叹，“每一代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问题意识，有他们时代的使命，他们为这个使命付出一切，我们都要为此感到庆幸。”前三代经济学家们以巨大的学术勇气与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无愧于时代的召唤。而在日益浮躁的当下，新锐的经济学家们该承担什么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