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智囊

我生于湖南，上学也在湖湘，可谓耳濡目染“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国哲学自有宋以降重要的一支，濂溪一脉下来，滋养了诸多湖湘士子，并在近世蔚为大观。

勿庸讳言，与西学相较，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重实务，即便也讲“格物致知”，但大抵还是讲求“经世致用”，其中又以湖湘文化尤甚。中国哲学的逻辑递进阶梯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最终的理想归宿，兼济他人总是比独善其身要好得多。

正是这样的思维倾向，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多以做官、进入官僚体系为理想，崇尚“立功”（“三不朽”之一），倘若“立功”不成，那么“立言”、将平生所学“卖于帝王家”也不失为一条曲线救国的方式。出将入相是人生至境，退而求其次的“为帝王师”也不失为人生快事。综观整个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两种取向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而具体到湖湘士子，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为模范，后者以杨度、王 运等人为代表。

无论是何时何地，知识分子都“好为人师”，这是他们性格上的特质；而无论是哪朝哪代，知识分子又都“好为国师”，这是他们理想上的诉求。从好为人师到好为国师，知识分子完成了身份上的转换，即从一个独立的智者，变成了一个组织体系里的智囊。这种智囊情结，曾经纠缠了无数的智士仁人，且不说苏秦、张仪等著名策士，凭一张嘴说天下，就是动不动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大圣人孔丘，也是周游列国，希图将自己之才沽于帝王之家，使自己的政治理念能够通过官方的政治行动，变为影响世人的政治纲领。

由春秋战国时期发端的这种士人传统，事实上，到今天依然是涵养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资源。这种涵养，说不上是正面的，也说不上是负面的，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端口，正是他们的这种情怀、情结，使我们的知识精英能够参与历史的构建，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又常常使其中的一些人沦为权力的奴婢，使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荡然无存，使知识、才智在权贵的面前丧失了自身的高贵。

本期我们的特别策划是“智囊—权力场中的角色进退”。我们选取了“软科学”这一角度，来试图梳理“智囊”这一古老的角色在今天的位置。毫无疑问，我们看到了这种角色的传承，也看到了这种角色新的价值定位，看到了他们与行政体系的各种对称关系、平衡关系。我们希望，经由社会的演进，权力系统的谦卑会逐渐让智囊、以及由这些智囊形成的智库赢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