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勇者】记者手记：大时代里守着“一”

钟老不是民国控。

住在他楼下的作家王平给我看过他1949年初的日记，里面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评价是“哀鸿遍野”。他甚至对1949年后的台湾，也没那么乐观，他对我说：“如果我去台湾，说不定也一样被整得很惨。”“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来等到蒋经国晚年才有的吗？”从左倾青年到右派，在钟老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一丁点那种老革命的“上当感”、“被辜负感”，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钟叔河，那时候还叫钟雄的手稿和日记里那些醒目地探讨民主与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将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我也会像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一切大师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或者觉得“许多大师是自我觉醒自我启蒙而来的”。

我不敢随意地给钟先生封上“大师”的头衔。不过在年轻人心中，总是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地图与坐标。说起来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国最有分量、最有坐标意义的两个文化老人——钟叔河与朱正，他们不仅是几十年的好友，连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们用力甚勤的研究领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别为周作人和鲁迅。

以“文归文，人归人”的视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实。对于他们精神脉络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难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为右派小集团的俞润泉先生，2001年曾给钟叔河写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2008年的钟先生另一篇《过头话》，专文批评杨振宁《曙光集》中的这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篇看起来平静的文章，轻轻地一剑封喉。

知己击节叫好的时刻，也应该憾失于2006年，钟先生那篇《角先生与肉苁蓉》，从特别巧的性学史角度，对科学精神匮乏的中国传统“文科生”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狠的嘲讽。当然，对钟先生击节赞赏的人，还有钱锺书这样的人物，杨绛后来写信给钟先生：“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与钱锺书这种人不同，钟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长出来的学者”——父亲是学数学的，谈不上太多的家学，师门更不显赫，没读过大学，也不是某大师的私淑弟子。

时光流转到今天，确确实实地，他成了我们心中的“大先生”。能成为“大先生”，缘于各自造化。比如钟先生还有那种自制欧式木刨的行动力，有在旧书店巧夺《查泰莱夫人》的机巧，有拉板车刻蜡纸养家练出来的经营头脑。只是他们这些年，在大时代里守着的“一”，无论如何，是值得后辈仔细看，再仔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