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日记】长大的羽翼

大家都担心保不着饭碗，你却有工作不干，跑到什么非洲地方去当义工，你不怕将来回来后失业吗？

1998年苏丹南部大饥荒，6万多人死亡。翌年刘蕴玲前往工作，当时灾情已减轻，惟因十多年来南北内战，南部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基本医疗服务、道路、通讯、水电、排污设施等基建一应全无，人民生命仍毫无保障。无国界医生除诊治各种热带病外，还在南部多个省份提供基本医疗、营养中心、大型疫苗注射计划、外科手术、母婴健康和饮用水供应等服务，也为苏丹北部逃难的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1999年秋，刘蕴玲再往科索沃。是年6月份战事停息以后，数十万难民重返家乡，然而不同族裔居民之间的冲突依然不断。很多战前受压迫的阿尔巴尼亚裔人，反过来欺压占少数的塞尔维亚裔及吉卜赛人。刘蕴玲参与了无国界医生为孤立的少数族裔社群提供的流动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并修复医疗建构，支援诊所和医院，及培训心理健康工作者。

仍然记得那是一顿气氛很沉重的午饭，那是在1998年的下旬。我正式告诉爸爸我会在年底辞去医院护士的职位，前赴英国修读热带病学。这课程是为了预备的无国界医生救援工作。已经不是第一次向爸爸讲述这个志愿：在人生漫长的工作岁月里，能够抽一段时间做些我渴望已久的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值得的事。

饭桌旁的爸爸，面上没有丝毫表情，或许他也意料到这一天终会来临。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下，我的词汇也显得有点生硬。没有太多的引言，我坦率地表白了我的决定。他深锁着眉头，预言般地告诉我：“现在香港经济正走下坡，大家都担心保不着饭碗，你却有工不干，跑到什么非洲地方去当义工，你不怕将来回来后失业吗？”

我说：“一年之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想因为这个担忧，而放弃我一直渴望做的事情，我已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在经济上做了点准备的功夫。”

爸爸继续吃饭，速度却异常的快，仿佛以这样的行为来表示对我的不满。忽然，他以近乎责怪的口吻对我说：“你去那些地方，又肮脏、又危险，不是打仗，便是疫症，你不怕死么？难道你不怕家人担心你么？”

我以部分同意的态度去自辩：“就是因为那些地方有战争和疫症，才需要帮助，不然我们就没有理由要去那儿。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危险，我们是有许多安全指引的。”

我与爸爸不愉快的对话在空气中凝结着，气氛异常的紧张。那一刻我感到我们是如此的分歧，大家是站在不同的基础上看待我参与无国界医生的工作，我无法用我的理据去说服爸爸。之后数天，我的心情很沉重。从小到大，我是个很独立的女孩子，即使家人对我的决定不太发表意见，我也能替自己选择。但是，这一次毕竟不是一个小的决定。爸爸的反应，令我踌躇了。那段日子，我极力去理解他，从他的过去和现在。

一直以来爸爸都以很悲观的态度去看世界，或许这是由于他有一个不完整的童年。年轻时的他经历过内战，像难民般只身从内地跑到香港，身上只带着数件衣服和少量金钱，没有学历，上半生近乎全是靠劳力去赚取金钱养活一家人。像许多上一代的父母一样，他们将毕生期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一份安稳的工作和收入，结婚及养育下一代，似乎就是他们心里的憧憬。我选择只身远赴内战国家当志愿护士，犹如将他对生活的期望打得粉碎。在爸爸的心目中，我选择了一条非理性的道路去走。在那一刻我明白到分歧源自两个不同年代的背景。

1999年1月，我按着原定计划离开香港。那时候体会到生命中有些张力是无法轻易化解的，我很无奈地要接受这个事实；心里面期盼着，终有一天，这份张力可以得到调和，虽然我并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时候。爸爸的抗拒，更显得妈妈那份支持的可贵。在我低沉的日子里，她用行动守护着我，像是要告诉我，我这般的年纪应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她的量度与开明，总令我感到她不是上一代的女人。我以一份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她许多的祝福与叮咛。我的父亲、母亲，使我徘徊在困惑与欣慰之间，为我这次旅程，增添了许多回忆。

在无国界医生工作的日子里，我与家人保持着书信的往来。爸爸是个很喜欢写信的人，正如许多父母与子女，一起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用信件沟通，一旦分开了，才会用这远古的方法维系着丝丝的情感。或许书信方式的沟通对于我们两父女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写下来的感受总是较为细致，高涨的情绪已被文字过滤，余下来的，是坦诚的交流和相互的关怀。

初到苏丹工作时，不太适应那儿的生活。一切好像从零开始，就是连上厕所、洗衣服和烧饭等，也得重新去适应和调校。眼前所见的苏丹人民生活，让我近距离看见战争，感受到除了痛苦之外，还有一份生命的韧力。我将我所经历的人与事，记载在给爸爸的信中，那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改变他的想法，只因为他是我的至亲，我很希望他知道我所经历过的。在回函中，他复述了许多在香港和内地所发生的事情，唯恐我会与这些时事脱节；他也讲及了关于他早年在香港的生活，虽然这些事情早已从妈妈口中听过，能够阅读他亲笔记载下的过去，又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关于我当志愿护士一事，他依然着墨不多，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1999年10月，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宣布无国界医生获得当年的和平奖，大家都为得到这奖项而感到兴奋和鼓舞。在我意料之外，这奖项对于爸爸，却起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对我而言，这奖项是颁授给整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是一种集体分享的殊荣。但是，对于爸爸来说，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喜悦。他开始真正地多理解一点我们的工作，无论是从传媒或我的个人分享里。不经意地影响着爸爸的，还有居住在中国东北的伯父，他是位退休的新闻记者。可能由于他的背景关系，对于世界时事，他总是带着多一份的关切情怀。我相信他与爸爸的书信往来中，也间接地影响了爸爸的看法。在宣布无国界医生获奖后一个月，我在苏丹收到了爸爸寄给我的信：

吾女小玲：

……我与你妈于10月11日起程回乡祭祖。在16日回港当天，报纸大字标题你们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得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你们的医务人员欢喜异常，也得到了世人对你们的尊敬。牺牲自己的一切，无政治意识来帮助贫苦战乱的无国界人民，这一义举使你们得到无限尊重，香港的报纸、互联网都有报道，我们看到后很高兴，同时家人也担心你在那边的生活状况，担心你因为缺乏营养使身体受到损害，我们唯一希望你能早点回家。详情都登在报上，已剪下作留念…… 

祝身体保持健康 

父字

1999年10月24日

在我其后的救援工作里，我仍然与爸爸保持通讯，我感到他是转变了。书信中的字里行间，他多提及了我们的工作，语调间也多了一份肯定和鼓励。对于那时候身在异乡的我，看到这经历差不多一年的转变，内心确实有许多说不出的感动。如果生命里是有它自己的时间和运行的轨迹，我仍然相信，带着盼望的等待是化解张力的方法。曾经，我可以选择一段和谐的父女关系，在那一刻，我没有选上；然而，现在我所得的，也是我未曾想过的。

写于2001年夏

（作者简介：刘蕴玲护士，于一九九九年加入无国界医生，并被派往非洲南苏丹、科索沃等地参加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