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
责任编辑:刘小磊
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
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支撑是一份文件,这个文件被康有为称为“衣带诏”。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衣带诏”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凭据,也是海外爱国华侨拥戴康有为的理由。
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廷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但是,康有为照样我行我素。他的解释是,朝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上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衣带诏”确实存在
一百年来,康有为等人因“六君子”的牺牲而获得道义同情,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成为革命党、维新派的攻击对象,百口莫辩。人们往往不太相信光绪帝斥责康有为的那些谕旨。
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真实的。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的“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是赝品。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也弄不清楚了。这是百余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宫冲突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只是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杨锐在1898年秋天被杀,他将这份密诏交家人保存,等条件成熟时交给朝廷,争取平反。但对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这份密诏,许多人不清楚。
如果从头说起,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许多官场震荡,但大体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新政的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同创设一个新政治机构,以负专责。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一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与慈禧皇太后讨论。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大清王朝前途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未必不包含有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之庞大,使他对新政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之束缚,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成为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过去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大权可能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之事。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向皇太后提出,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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