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难得官员不迷信

这是一种恶性的官场文化。只有一种办法方可解脱。那就是走向现代政治。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地方选民的手里,他还有心去乞求神灵吗?如果你有政治抱负,向百姓拜票才灵。“仕高山”没有居民身份证,不会参加社会投票,你拜它等于零。

“仕高山”透露的,除了杨洪书记之流内心的粗鄙,更是不安和恐惧

 

西省灵石县县委书记杨洪把著名的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很快他就被检察机关查办了,其“仕”应该永无可能再“高”了。然后,仕高山又改回石膏山。你看这世道好势利,杨书记好悲摧。

我想先说一下“糟蹋石膏山”的模式。这是中国新时期“景区开发”的普遍模式。石膏山开发,2007年10月就开始了,由山西灵石通宇公司实施。无论这类公司的名义是国有还是私营,实质上都是一种瓜分公共利益的方式。地方官员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公司开发的石膏山景区开业,县委书记杨洪带领四大班子去站台,即说明了这种关系。

也许县委书记杨洪从心里上把石膏山景区看成了这家公司的产品,这样,他觉得他就有权为它命名了。对于开发公司来说,能求得县委书记赐名,或者为向县委书记邀宠,主动献上这样一个名而获准,又是何等的荣幸!没有这种纠结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大概也难得有这样的改名闹剧。

搜索舆论,发现大都在以幸灾乐祸基调嘲笑县委书记。但是,县委书记赐山名和被踢出官场,两件事应该没有必然联系。“仕高山”固然无助仕途,但它也不一定捉弄仕途。检察机关也没有说是看着杨书记擅改名山之名而立意调查他。

谁都知道,在中国,对任何一个级别的书记的调查,都不可能是从检察机关开始,而只能是在上级纪委,或上上级纪委把事情完得差不多了之后,再丢给检察机关。上级纪委或上上级纪委,当然是听上级书记或上上级的书记的。我想,杨洪书记改石膏山名,令他的上级看不惯,遂立意查办他的可能性都很小,哪有上级领导这么意气用事的呢?

说白了,人们嘲笑“仕高山”,只是对官场腐败的诅咒。仕高山的始作俑者倒了,舆论觉得更开心。但他要是不倒呢?或者竟然真的一路高升呢?你会说“仕高山”真灵吗?

在这个意义上,杨书记是应该受到嘲笑的:就是他竟然“敢改”,而不是“改了也不灵”。如此一座有来历有故事的名山,他也敢改名,这是怎样的无知和张狂?

我觉得一个人“胆量”这么大,“情商”这么低,应该没有什么不敢干了。这种胆量和情商,只能在不正常的环境里才能滋养出来。这个不正常的环境,就是今天的官场。

今天,一个书记在他的地盘上是无所不能的。慢慢地,他会觉得,改个山名,比拆除一座民房还简单。即便古代的官员,拆除一座民居也是相当难办的事情,今天的官员确实办得太顺利了。

然而,“仕高山”透露的,除了杨洪书记之流内心的粗鄙,更是不安和恐惧。没有一个基层的书记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被上级把握。他不能对自己负责,包括不能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负责,也不能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他只能向上级负责。而上级是不可把握的。他内心的秘密不可告人,只能求告于“仕高山”。

在这样的官场里,不会有人觉得自己安全。你不干净,固然有隐忧,不安全。你干净,或者你相对更干净,你就安全么?或许正会因为这个原因,你会比别人相对更不安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里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说。但是,据说今天,这样的情形已经登峰造极了,整个官场就是一个“负引力场”,专门逆向淘汰。在这样的官场里,权力分配是官场内部的平衡与妥协的结果,它必须封闭进行。这当然可以称为一种规则。但不能公开透明,这是一种见光死的规则。不公开透明的规则便不能公平公正,便是一种内斗的规则,便一定有受害者,便一定有来自权力本身的危险。

这是一种恶性的官场文化。只有一种办法方可解脱。那就是走向现代政治。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地方选民的手里,他还有心去乞求神灵吗?如果你有政治抱负,向百姓拜票才灵。“仕高山”没有居民身份证,不会参加社会投票,你拜它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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