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Child-free 40年

40年中,伴随着一本本Child-free宣言的出版,整个欧美社会对Child-free一族的态度发生了堪称戏剧性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无论选择林间哪条岔道,有着怎样的不同,都无须被评判,不应被干扰”

一切从离经叛道开始

1972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一篇写NON(非家长全国协会)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到“不生养一族(Child-free)”,那时NON还是拥有四百多会员的小团体,他们提出“None is fun(没有孩子就是乐趣)”口号,在当时显得荒谬而大胆,极富冲击力。

《时代》如此描绘丁克家庭:晚9点的芝麻菜冻比目鱼晚餐,巴宝莉大衣,宝马轿车,秋田犬,意大利真皮沙发,高清大屏幕电视……他们高薪,时髦,工作繁忙,没有子女

1987年4月20日,又是《时代》周刊,刊发题为《丁克族来了》的报道,关注一种日渐普遍的生活方式。丁克(DINK)是英文Double Incomeand No Kids的缩写,指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在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西方社会中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放弃延续子嗣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观念。

欧美社会“不生养一族”的正式出现,是在二战婴儿潮之后。在第二波女权主义和70年代经济衰退的共同作用下,女性的角色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选择暂时或永久不生孩子——要么是更强调自身发展,没有生儿育女的意愿,要么是因为机会成本太高。

在欧美国家,从1973年到2002年,已婚女子选择不生养的百分比始终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千禧年后的经济衰退,在本世纪初更有不小的增幅。2002年的一份统计结果显示,欧洲多个国家四十岁以上尚未生养的女性所占比例超过了10%,英国和前西德地区则超过20%,后者的数据是令人瞠目的27.8%。

不生养一族,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些什么?

西方社会里“不生养一族”的特质是什么?从调查结果来看,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倾向于无宗教信仰,肤色更浅,更多从事专业工作。

这些特点,很契合《时代》周刊1987年4月那篇报道第一段对丁克家庭生活场景的描绘:“晚9点的芝麻菜冻比目鱼晚餐,巴宝莉大衣,宝马轿车,秋田犬,意大利真皮沙发,高清大屏幕电视……”他们高薪,时髦,工作繁忙,没有子女。

转眼40年过去,不生养一族缓慢壮大的同时,在种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特征,未曾改变。调查显示,美国18-44岁决定不生养的男人中,白人比例最高,亚裔次之。

不生养宣言大行其道

40年发展史,不容忽视的佐证,是英文世界里已有超过一百部相关书籍问世。其中,《没孩子,不罪恶》简单直白,《二人世界》侧面说理,《无儿女生活指南》客观又实用,不过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法国女作家科琳梅尔的《40个不生孩子的绝妙理由》。

写这本书时,科琳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一次为迁就孩子而成行的巴黎游,孩子的尖叫打闹毁掉了她的博物馆之旅,她忽然意识到“要让其他女人明白实在不该生孩子”。

2007年,这本妙趣横生的愤怒之作在法国出版,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作品——记者描述:“那段时间无论你走到哪里,好像都能看到这本书封面上大大的字:‘不要孩子(NO KID)。’”

书中这样忠告那些在生育门槛前徘徊的女性:“不要变成移动的哺乳工具,不要开始使用迎合幼儿的白痴语言”,“你总会有一天对孩子失望,这无可避免”,“养孩子太费钱”……

这些理由分别对应了Child-free一族心底的想法——不想失去自我、感觉无法为子女人生负责、机会成本过高。

在Facebook的Child-free小组里,一位女士这样说:“人们忘记了生孩子其实是一个选择题——而非人生必须完成的重点。我倒宁愿成天和丈夫一起外出旅行,做一个酷酷的阿姨。每天下班后回到宁静的家里,给自己调上一杯马提尼。”

台湾女星姚黛玮和丈夫钱伯升把爱犬当作两人的小宝贝。钱伯升认为生小孩会影响夫妻关系,他无法理解为何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如此重视 

社会评价大逆转

40年中,伴随着一本本Child-free宣言的出版,整个欧美社会对Child-free一族的态度发生了堪称戏剧性的转变。

1960年一份调查显示,不愿生养的夫妇被认为“幼稚、神经质、以自我为中心、身体差”;无独有偶,1965年的调查里,哪怕只(想)生一个孩子的夫妇都被视为“缺乏责任感、自私、冷酷、病态”,而对生7个孩子的母亲的评价则是“耐心、善良、甜美、幸运”。

然而时代潮流不可逆,最终,还是有了“惊世骇俗”的不生养概念,有了不生养宣言的出版,有了相关网络论坛、社会组织,这一群体的影响力俨然与日俱增。

提到影响力,更有有心人整理出长长的名单——是的,名单上正是欧美不生养一族里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老帅哥乔治·克鲁尼、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名嘴欧普拉·温弗瑞均在其列。

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不能生育也好,不愿生养也好,都不再被赋予负面的、消极的评价。从鄙视、不解到客观接受、不逼问、不评判——近三十年的前后反差让人惊喜,似乎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阻止夫妇们在生育问题上自主选择。

Child-free一族的力量并未止步于此。在反生育组织施压下,积极意义的“不生养(child-free)一词在美国广泛取代了稍带贬斥色彩的“无子女”(childless)。相关组织、协会早已不满足于消除歧视,他们试图拓展新的空间:宣传不生养观念、美化无子女生活方式,更有激进者开始发掘不生养群体的政治影响力——譬如澳大利亚的ACFP(无后党)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党派。

首次报道丁克族的那本《时代》封面上醒目的“Spy Scandal”和最新一期《时代》的核心文章《Spyfall》,恰如一个不真实的轮回;而Child-free这个始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在零星丁克差不多二十年的试水之后,如今水到渠成,已是中国大陆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著名的《无人选择的路》常在Child-free一族的论坛里被人引用——最重要的是:无论选择林间哪条岔道,有着怎样的不同,都无须被评判,不应被干扰。

(参考资料:St. John's College, Oxford, Stuart Basten, PhD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and being Childf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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