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大众医保为什么这么难

少数人占据了大部分医疗资源，这无异于少数人侵占和剥夺了多数人的利益

2012年7月11日，北京东城区法院审理了一个悲情的案子。廖丹夫妻15年前下岗，长期以打零工为生。妻子杜金领非北京户口，没有医保，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一边是救命不等人，一边却是家境赤贫，债台高筑。而社会救济却遥不能至。在等死与救命之间，丈夫廖丹想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制假章骗取医院收费证明。廖丹的行为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妻子的生命得以延续，二是被控17万诈骗罪。检方建议法庭在3至10年之间量刑。

案情一经披露，沸腾的舆论无不对廖丹表示同情。甚至对他事实上延续了妻子生命的犯罪行为表示敬佩。差不多在案情披露的同时，自发的社会援助就开始了。照说案情简单，但法院却没有当庭判决，或许也在情与法之间犹豫，需要一些时间。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按罪量刑，或者获得格外的轻判，到时候都还会再一次触动医疗保障这个沉重的话题。

巨额“诈骗”嫌犯引来这样的社会反应，实在是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警示。医保，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痛苦的神经之一。廖丹诈骗医院案，只是无数类似悲剧中突现了一丝亮色（生命还在）的一个。此案出名并不在于它的悲剧性。比他们悲惨的故事太多了，每一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以自杀解脱，甚至有人无钱就医，抱着亲人一起跳楼投河，因为需要考虑政治影响，都不大可能成为都市报的新闻了。

西方社会除了选举按部就班地热闹一阵，永远的主题和永远的争议，就是民生权利和福利保障。美国近两任总统，都为医改大感头痛。而在中国，医改之类琐事，听一位副部长有心无肠地讲讲就行了。但恰恰我国医疗问题复杂而且紧迫，急需大改。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医疗制度的设置就是保障性的，不过主要是保障干部。在以后的几十年直到现在，这一传统延续得特别牢固。在干部收入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以后，医疗仍然按级别实行“供给”。在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级干部的保障都加强了。最近，经济并不发达的四川简阳市（县级）人民医院，花2.4亿元建住院部，“媲美五星酒店”，病房分好几等。这还叫什么人民医院，绝大多数人民，包括已经纳入初级医保的市民，是进不起这样的医院的。它显然是为权贵设计的医院。能设计出这样的硬件，可见这里的政府神经中枢里，有没有公平的软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凸现了一些普通平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就不起医的悲凉和痛苦。在七亿农民和两亿城市平民中，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甚至是倾家荡产也不能就医，眼看着亲人生命一天天消失。打开微博，天天都有这样的哀告。这是怎样的处境？我愿意相信，如果伪造一枚收费章就可以使亲人得救，大多数穷人都会选择这样的办法。这当然应该被法治社会治罪。不过这也跟民间的传统戏剧里救苦救难、打抱不平的故事颂扬的角色很相像。

大众医疗保障为什么这么难，难在资源有限，但更难在不公平。少数人占据了大部分医疗资源，让大部分人在疾病的威胁面前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这无异于少数人侵占和剥夺了多数人的利益。这违背公平公正，违背伦理道德，应该改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建立一座崭新的医院易，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