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开的窗《“开窗”：求解环境群体性事件》获奖感言

直到版样传到印刷厂，编辑的心方才踏实下来，这“通篇都是敏感词”的报道终于要登出来了。

《开窗》其实是一篇旧闻——距离什邡事件5个月，启东事件4个月，宁波事件1个月。

2012年环保领域印象最为深刻的，应是四个月内竟发生三起因反对污染企业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但这三起事件都有报道禁令，中国媒体集体失语，犹记得微博上一张照片：一位外媒记者扛着摄像机，被众人托起。

10月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速为29%”的专家讲话引起网络疯狂转载。基于此话题的热度和穿透力，以及南方周末的特性，南方周末绿色板块负责人朱红军决意介入“这个看起来敏感的话题”，本着建设性的角度，寻找环境群体事件新思维，包括新现象、新特点、新反思和新思维。

专题共计三篇稿件，由我和冯洁合写。此专题的难度不在于采访，而在于见识。这个看似敏感的选题操作过程远不如调查报道那么惊心动魄，平淡得像写一篇论文。

最终，操作过程虽将近一个月，两人初稿加起来近一万五千字，方案中的前三点基本夯实，但最重要的新思维却迟迟难以落笔，冯洁甚至将最后一部分标题定为“没有新思维的新思维”，后被编辑改为“窗在哪里？”。见报稿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同事评报时也称见识显得常态，面面谈，缺乏判断力。

其实此稿的操作路径并不复杂，就是遍访专家和官员，寻找所谓新思维，冯洁负责中央层面，我负责地方层面。

地方官员很难突破，我们有一个专访各地市长的“城市列传”专题，宁波事件后约访宁波市市长未成。而去过现场的专家也不愿意透露官员联系方式，地方官员不希望再谈此事，一些专家的研究生去当地调研甚至也不受待见。

做稿期间，恰逢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也是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答记者问时提出的解决群体性事件措施之一。搜索得知北京和广州曾有垃圾焚烧厂和变电站的稳定风险评估，连忙去问，但是截至发稿都没有收到北京相关部门的回复。广州市的相关部门在开会讨论后说接受采访，但这已经是稿件登出的那一天。

地方经验最后落在了发生启东事件的江苏省，江苏省在启东事件后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保公众参与的意见》，环保厅环评处处长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没有回避启东问题，只可惜这篇配文的专业性太强，传播度不广。

采访过程发现，能将环境群体性事件梳理清楚的专家和官员比想象的少，去过现场的专家更寥寥无几。一个学术会议上，一天的会议中竟有四个报告的主题是环境群体性事件，但依然没有所谓新思维。

很多专家推荐写写乌坎事件的成功经验，但这不是环境群体性事件，对我的这个主题意义不大。中央和地方的采访终殊途同归，解决方法都是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维稳思路。成稿显得头重脚轻，原因在此，当然也包括记者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有限。

现在回想起来，学者丘昌泰介绍的台湾经验确是打开了新思维的一扇窗，这也是专题的第三篇配文，台湾历经四十多年的抗争、对话，如今大部分环境诉求已从街头走进房间，协商机制也已逐渐破题。

采访丘昌泰老师有一个插曲，在回复第一封采访邮件后，丘老师竟在八天后才回复第二封邮件，原来这期间他在大陆度假，无法登陆G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