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看奥兹怎样诊治狂热病

奥兹提出，以、巴冲突实质上是“分家产”的争斗，并非亨廷顿所谓的文明价值观的冲突；是“对”与“对”之间的争夺，而非“对”与“错”、“正义”和“邪恶”之争

《如何医治狂热病》阿摩司·奥兹著

    《南方周末》9月初刊发了对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专访，奥兹此次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华，其他报章亦多有报道，这给了我一个基础，来引荐他的一本小册子。

邂逅奥兹
    其实，奥兹的多本小说已由译林等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然而我孤陋寡闻，不但一本都没读过，就连他的名字也是邂逅才得知的。那是“五一”长假，在香港机场返京时，因误了航班，有两个小时需要打发，到机场书店找一本书来消磨时，不期看到了奥兹的小册子《如何医治狂热病》。小书至多3万字，却卖130港元，幸好小册子的3个特色，打消了我的犹豫：首先是奥兹（Oz），这个笔名相当吸引人，这是《绿野仙踪》里一个名角的名字，原意是“力量”；其次，小册子封面上有一帧作者的照片，活像个老农，风霜镌刻在脸庞上，真率和诚挚令人感动；第三，“如何医治狂热病”，这样的书名也使我为之一震，狂热之为痼疾，它的危害和肆虐，可以说是充满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候机的两小时，我匆匆翻阅了一遍，庆幸能买到这本“昂贵”的小书。在由港返京的航途上，我又细读了一遍，之后又反复读了数遍，确信它值得被广泛阅读、讨论，并付诸实践。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奥兹的主张
    小册子是普林斯顿大学2006年出版的，由2002年奥兹在德国的两篇讲演和2005年普林斯顿大学对奥兹的一篇访谈组成。
    奥兹在中东和欧美广为人知，四十余年来，他不懈地为以、巴人民和政府消弭战祸、和平共存而奔走呐喊，乃至呼吁全世界各国都来帮助和促进巴、以和平的早日实现。奥兹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同，据估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各有60%左右的人民，赞成“立即和平”（Peace Now），并分国而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奥兹回忆，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的“六日战争”之际，他提出“立即和平”的主张时，应者寥寥，赞同者的“全体会议”，几乎可以在一个小小的电话亭里召开。想到巴、以两族冲突的痛深创巨，陷于势不两立的强烈敌对，巴人甚至不愿说出“以色列”这个词，必以“犹太复国主义”称之；而以色列人坚持认为巴人是“恐怖活动的渊源”，在以色列占据的土地上，根本没有正当的名份。在这种情势下，始终如一地坚持生命价值，坚持理性，以务实精神来求索解决之道，需多大的智慧、勇气和明达啊！

亨廷顿对巴以冲突的观察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的纷乱，巴、以的冲突成为溃疡病灶，一直是全球持续动荡的主要根源。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式微以来，以、巴之间的敌对悍斗，有增无减，频频升级。如何避免它成为全球范围毁灭性战乱的导火索，是当今世界政治最挠头的难局。
    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毫无疑问，就是在观察分析巴、以冲突的基础上而提出的观感。他的结论很悲观，认为基于不同文明的根本价值分歧，更明白一点说，是宗教救赎观的差别，导致大的文明板块之间的冲突终不可免，而犹太—基督教文明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并早为之谋。

“对”与“对”之间的冲突
    但是，处在漩涡中心的奥兹——他亲身参加了“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对“文明冲突说”之成因予以断然否定。和许多不赞同亨廷顿的悲观末日说的学者不一样，奥兹明确提出了他的诠释，直指以、巴冲突实质上是“分家产”的争斗，两个民族对同一片土地和物业，都有不可予夺的权利。就好比离婚的男女，缘分已尽，在怎样分割家产上，争执不下。奥兹的提法，开拓出解决冲突的新的空间和契机。把以巴问题定义为宗教信仰和文明道德的冲突的逻辑，势必推向所谓“汉贼不两立”的死胡同，导致非得争个“己对彼错”，甚至非得克服或者消灭对方，否则自己断难生存，甚至“与尔偕亡”的结局。
    在奥兹提出的解决模式中，双方是能够而且应该妥协的，只是必须在多得少得的框架里，求个双方能大致接受的分配，然后和平共存。“分家产”，是个世俗化的目标，可以分割，能够斡旋，通过互换完成目标；不比文明或宗教的抗争，是刚性的，没有退路。以奥兹的话来说，以、巴的冲突其实是“对”与“对”之间的争夺，而非“对”与“错”、“正义”和“邪恶”之争。这和二战所要解决的，文明进步对抗纳粹的野蛮罪孽，性质全然不同。
    “‘对’与‘对’间的冲突”是奥兹第一篇演讲的题目。他很精彩地提出了自己的论据，令人信服。奥兹的明达之处，还在于他的务实。他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认为经过两千年来的迫害，到处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隔膜已是根深蒂固，特别是以色列立国后，1948年战争以来的种种磨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身心创伤，已很难弥平。他因此提出“不再战争，立即和平”（make peace，not war），而不是追求不切实际的尽弃前嫌，互相拥抱重新成为兄弟（make love，not war）。他认为，在目前的局面，要相亲相爱是个难以企求的高远目标，无可行性，不如立即妥协，立即实现和平共存。

奥兹解决财产分配的方案
    奥兹解决财产分配的方案也很有可操作性，经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5次大战，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就死了至少15万，土地的分割，以1967年战争前夕为基准比较合理。虽然以色列在1948年以来，通过历次险胜，拓展了不少疆土，但必须放弃它在西岸和加沙走廊的许多新占土地和犹太人居留点；巴勒斯坦人也应该接受1967年的边界，虽然他们会丧失不少1948年战争之前为边界的土地。但双方既然已经错失了更早实现和平的时机，这些让步实属必要。奥兹相信，目前双方都有80%的人民赞成“分割土地，分国而治”的现实的解决之道。

对欧美国家的期待
    至于欧美国家，奥兹期待它们停止指责这方和那方，不要再装着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来纠正某一方的罪过。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中东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是历史上欧洲列强殖民统治的苦果。他们的仇恨和敌对情结难以消解，欧洲的一些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正如奥兹所明言的，以、巴双方在土地之争中，各自都是“对”的，“和平妥协”而非“纠错罚恶”，才是复归和平的正确途径。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能有更大的作为的话，奥兹呼吁，它们应该效法二战后美国慷慨实施的使欧洲（和日本）重新站立起来的马歇尔复兴计划。总之，列强要帮助建立并维持的是和平，它们不应该再偏袒两个“对”方中的任何一方。

狂热病比人类的许多弊病都要古老
    奥兹第二篇讲演的题目，即“如何医治狂热病”。他说，自己虽然不懂怎样在阿富汗的群山中清剿狂热的恐怖分子之类的问题，却愿意替医治狂热病提供若干思路。
    奥兹的历练十分丰富。早年由于思维独立并且常常和巴人交往，他经常被犹太邻居指斥为“叛徒”。参加“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后，他拒绝再打仗杀人，并积极推展“立即和平”的活动，一直受到猜忌。他不会不明白，对付狂热病，远比惩治一二狂热分子要难得多。他指出狂热病极为顽固，比人类的许多弊病都要古老。狂热病钳制的是多元的价值观，务实态度屡屡为之压制。

狂热病的逻辑
    狂热病的一大逻辑，是眼下的生活只是某种工具，可以被某种“正义”或“正确”的观念所否定，可以为所谓“更美好的将来”而牺牲，即使所谓的“正义”和“正确”，通常只不过是自己认定的观念而已。为了实现这些观念，急于贯彻到整个社会，狂热病患者不遗余力地纠正任何不认同的人，目的是为了那些人“好”。假如那些人不愿意保持一致，或者改变得不够迅速，就构成了被消灭的理由，连带消灭的，还有那些人所喜爱的事物。在这种“不容置辩的自封的正当感”（uncompromisingself-righteousness）的控制下，狂热病患者绝对不能改变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念。
    狂热病患者的自我正当感是如此之坚定，使他们充满了大义凛然的激情和替天行道的壮烈，要改造新天新地新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强制改变你。他们的狂热行动，最关心的是拯救你。为了把你救离迷途，他们甚至会奋不顾身。推之极端，狂热病可以酿造危害极大的惨剧。
    奥兹认为，这种以正当为名目，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急欲改造他人的行径，是人们在孩提时期就经常遇到的。譬如，母亲会对孩子说，“要听妈妈的话，千万别学你爸爸的样”；父亲也会教导说，“你可别信你妈妈的，长大要和我一样才行。”夫妻间也时有发生雏形的狂热。诸如，“你可不许这样，也不能那样，否则我们的婚姻就算完了！”强制改造他人的行为，经过童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已然替日后染上狂热病埋下了种子，更不用说世间各式各样替天行道改天换地的庞杂理论的扭曲和误导了。

设身处地和茶匙精神
    奥兹认为，偏执自己的价值观，认为它才是惟一正当的假设，十分要不得。怎样医治狂热病，设身处地很重要，须把自己摆上，想象被改造者正是你自己，你能否接受别人强行加诸你的改变呢？奥兹在讲演里引用了朋友的一段故事：
    麦克有次和出租车司机聊起时事，司机对阿拉伯居民十分仇恨，并嚷嚷要把阿拉伯人全部杀光，麦克就问，那么该由谁来充任杀手呢？司机叫起来：“我们啊，全体犹太人！”但总得有人干具体的活计吧，司机愣了半晌，做出这样的建议：每人包干一栋楼。麦克于是继续套问司机，假设了这幅情景：麦克提着刀，挨家挨户在他包干的那栋楼里搜寻阿拉伯人，见一个杀一个，最后他干完了正往下走，忽然听到有阿拉伯婴儿在啼哭，显然是条漏网的小鱼，于是麦克问司机：“我是否得回去把小家伙也宰了？”司机听得毛骨悚然，结巴着说，“麦克，你可真够残忍的！”
    可见，不少狂热分子跟着瞎起哄，扬言采取极端做法时，并没有把自己也算进去。比如，一有冲突时，声称不惜一战的人，“根本就没有亲赴战场或者把自己的子女送上战场的打算。”
    奥兹在对狂热病下药方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他认为大家如果能多读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富有幽默感的小说，或许有助于摆脱狂热病的控制。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狂热分子是富有幽默感的。
    在小册子里，奥兹处处倡导“有可为”的积极态度，他将其称为“茶匙精神”（the order of teaspoon）。他指出，遇到一场火灾时，你有水喉固然好；如果没有，那么水桶、水盆都好；但要是你只有一把小茶匙，也一样可以参加救火。如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能尽其绵薄，那么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和灾祸都将缓解甚至消弭。希望我们都能从奥兹的这种精卫填海般的精神中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