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日光之下无新事

玛赞站起来说,我叔叔被绞死了。有国王时有3000政治犯,没有国王后变成了30万,“您怎么能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快翻年了,又有一部坦克上街的电影。三联书店出过,旅居法国的伊朗裔女作家玛赞·莎塔碧的自传体漫画《我在伊朗长大》,包括了《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和《回家》。老掉牙的黑白动画片,竟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大奖,就因为黑白分明,而世界混沌,一如伊朗妇女的服饰,也一如1980年代的伊朗世界。
  在哪里长大都可能爱上这部电影,齐秦和齐豫唱:“你在天空飞翔,我在地面游荡,看似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得到天空的,失去大地;困守城池的,苦苦仰望。今天下午,当我蹲在地上,找到瑞典乐队Club 8的新专辑《停不了做梦的男孩》,就想起电影里的少女玛赞,在德黑兰街头的黑市上,买朋克乐队Iron Maiden的磁带,被警察抓。区别只是Club 8的音乐那么平缓,比黑白动画还要陈旧。而Iron Maiden的吼叫,却如帝国大厦顶端绝望的金刚。曾有一回去帝国大厦,在外面仰望了一阵,心想,同样是街头的梦魇,金刚和坦克的区别是什么呢。
  对玛赞来说,伊朗和世界的区别又是什么?全盘西化过,共产主义过,革命过,镇压过,共和国过。最后,霍梅尼上台,“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但政教合一的体制,布满道德警察的宗教化,又怎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复兴。宗教,不过成为全面失忆的身份危机中,一个刻舟求剑的记号,一个民族的LOGO。以最反潮流的方式应对潮流,仿佛一根稻草,不是为拯救,只为抢注商标。就如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直到公元1世纪这400年间,在外邦人的殖民下,他们既没了君王,也没了先知,于是持守律法的宗派就日益兴盛起来,严苛的戒律,成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临摹。这和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某种坚持颇为相似,和今天某些鼓吹儒学国教化或祭孔大典的人士也异曲同工。
  当年国王被赶跑,示威被镇压;革命之后,什叶派的戒律传统,成为20世纪末的一张波斯帝国的名片。玛赞的爷爷是位有皇室血统的王子,叔叔是流亡苏联的革命家。8岁时她就手持标语在自家客厅游行,一二三四地去睡觉。这部电影动人,因为它以一个小女孩的成长,见证伊朗30年历史。它一得奖,伊朗电影机构就宣称它“没有真实反映伊斯兰革命伟大成就”。然而童言无忌,在少女玛赞看来,所谓革命,就是舞不能照跳马不能照跑;就是8岁到80岁的女人都穿得一模一样,耐克球鞋成为西方腐朽文化的代表;就是半夜开舞会,被警察逼得跳楼身亡;就是老师带头撕掉课本讲国王的页码,撒谎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但玛赞站起来说,我叔叔被绞死了。有国王时有3000政治犯,没有国王后变成了30万,“您怎么能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父母设法把玛赞送去维也纳读书。影片的第二个动人,是以往那个在海报、电影、磁带和日用品中的西方世界,结果也在玛赞的流浪中动摇了。她梦想的世界她融入不了,也割舍不下。她的身份在伊朗和欧洲之间,像一只股票随行就市。奥地利同学说,“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难道和伊朗相反的,只有一种可能?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玛赞,平安夜真的与她无关,她哭着打电话给母亲,说我要回来,但你什么问题都不能问。
  母亲说,回来吧,我什么都不问。电影的黑白风格,此时释放了它强大的感染力。一个伊朗人,怎么可能重新成为一个人,却仍然是伊朗人?在哪里成长不都这样吗?每个有信仰的人都面对破碎,和一个被更新的民族身份。北京一个穆斯林朋友说,他在书店,站着读完了《我在伊朗长大》的漫画,边读边流泪。而在石门坎,连文字都是传教士为他们创设的。彝族人说普通话,看新闻联播,星期天去教堂,《色,戒》如何动人,又与他们何干?
  第三个动人的,是法国与伊朗的对比。玛赞第二次从伊朗落荒而逃,就一直住在法国。她喜欢法国可以随便抽烟,可以随便罢工。尽管常常没有车坐,没有电用,她也不想回去了。胸口散发茉莉花香的奶奶已经去世,一位曾经的准王妃,一位真正的穆斯林,一个不需要枪口和道德警察的保守主义者。玛赞第二次在街头因没戴面纱而被警察盘问,她胡乱指责旁边一位男子,说受到性骚扰。她对奶奶说,我没得选择。慈祥的奶奶却说,我只能看你是娼妓。你有选择,任何情况下都有。
  玛赞在伊朗失去天空,在欧洲失去大地,在伊朗失去自由,在欧洲失去道德感。电影动人,不但在于她充满了幽默和小女孩的自嘲感,也在于这一份漂泊的张力,她没把喜欢呆着的法国当作伊朗的未来,呆着只是呆着而已。法国的穆斯林已达人口的六分之一,族群认同的混乱,日益成为它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曾在那里见过许多官员,一旦问起禁止在公立学校表露信仰的《头巾法》,他们态度都很生硬甚至反感,说这是保护政教分离,不是侵害信仰自由。一位国民议会的顾问还差点跟我吵起来。但法国政府惟一的宗教事务办公室也告诉我,在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承认自己有种族歧视的法国人,已占到三分之一。
  我没见到玛赞对《头巾法》的评论。可这是什么世界啊,在那头上学你不可以不戴头巾,在这头上学你不可以戴头巾。地上的城,一座连着一座,你在这里成长,我在那里成长。只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除非人有确信,不然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就如齐豫《九月的高跟鞋》:“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寂寞是最流行的盾牌。但地上有不动产,天上有永存的房屋。人若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人还有回去的机会。玛赞更美的家乡,的确不在伊朗,也不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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