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观察》周刊的一个小秘密

我写信给蒋经国,说我正在准备筹资回上海办《观察》,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鲲送来两股资金。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见,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蒋经国是《观察》的股东之一。”
    储安平1946年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本来是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因为年轻(他当时还不到40岁),办起具体事来,可能和理想有一点差距。本来设想中的《观察》周刊是非常稳健的一本杂志,但越办越有些激进。
    熟悉这本杂志的人会发现,胡适虽然列在“《观察》撰稿人”的名单中,但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正式文章,只有一则短信,我曾为此写过专门研究文章。
    《观察》那时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比较喜欢傅斯年的文章,比如《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世纪评论》一发表,《观察》马上就转载。傅斯年当时的思想也比较激进,他当时主张清算豪门的财产,胡适为此专门有一信给傅斯年,说他在外面时间久,看事情较为客观,如果这样做,后果不好。大意是这样做的事实依据不足,再就是这种做法和别人会没有什么两样。
    《观察》周刊的编辑成员中,有一位经济学家笪移今,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说:“我在离重庆前,写信给蒋经国,说我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回上海创办《观察》周刊(《观察》周刊创办人是储安平),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鲲送来两股资金。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见,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蒋经国是《观察》的股东之一。”(《中共地下党现形记》第216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7年)这就是传说蒋经国是《观察》周刊股东的来源。
    后来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看笪这段文字,好像蒋经国先生是支持《观察》的,甚至送了‘两股资金’。我的看法,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初期的言论是仿效大公报式,在分类上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刊物。在最初的执笔人之中还有胡适、叶公超、傅斯年、陈之迈、沙学浚、萧公权、顾翊群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坚决反共的学人,蒋经国送点钱给《观察》,能算是‘支持者’吗?这种支持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至于后来的《观察》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把国民党说成百非而无一是,已经成为中共的外围文宣单位。”
    漆高儒的看法虽然偏激,但所陈事实基本不误。那个时代,文人办事,得到一点有官方背景人士的支持,也是常事,这种支持,多数出于友情,并不一定要当成花了别人的钱,就非要替人说话那样来理解。《观察》本身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过后期的言论尺度没有把握好。我理解,一是因为储安平当时确实比较年轻,不在实际政治中,对于实际政治中的信息很难判断,只能通过一般的社会言论,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说法,对政府的行为做出判断,只看见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极少能体谅政府当时的不得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常态。储安平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几十年以后再观察,就会发现那些批评的实际意义较少建设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当言论机关批评政府的时候,对于政府的基本理念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至少事实上没有做到准确判断。储安平早就有过“言论自由多少”论的见解,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可见,再好的初衷,如果不切实际也会铸成大错。
    过去传说《观察》周刊有蒋经国的股份,现在看来最多是出于友情的一点支持,这个小秘密没有影响《观察》的独立性,也没有影响《观察》对国民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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