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寻找一份文件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新思想旧习惯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寻找材料，如果有这种劲头，也会有意外收获。
有好几年时间，我很关心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反右派情况，因为我有一个感觉，了解一所中国最好大学里文科的政治运动及其结果，对观察中国当代学术史很有帮助。
关于北大中文系的反右情况，这些年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设法寻找当年的原始文件，只有找到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索解。
有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张元勋先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马上找来读过，不久又在网上看到沈泽宜先生一篇长文，对张先生的回忆有一些批评。张元勋先生，我十几年前，在曲阜大学他家中长谈一次。那年我恰好有济南之行，当时还在曲阜的李新宇兄坚邀到他那里看看，盛情难却，遂又有曲阜之行。我当时就希望张先生能写一本回忆录。
经常在网上游荡，记不清楚是何时留下一个印象，沈泽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北大反右的时候，他曾在压力下作过一次检查，那份检查中保留了一些史料，他的检查是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文件。可惜他没有这份文件了，记得文章中他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文件，可以和他联系。
我对北京大学反右时出版的杂志，多少有些了解，也有一点收集。我当时就想，我来为这段历史寻找这份文件。
我相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在学术研究中，也是这个道理。我到北京几次，都去有旧书的地方观察，但终无收获。我在网上的旧书店发过帖子，重金求购，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沈先生提到的这个文件的具体标题，所以很难下手。但我没有失去信心，我有一个直觉，只要世间有这个东西，它总会出现，因为有“贼惦着”，它一出现，我就会去“偷”。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经常在网上买关于反右派的史料，开始很容易得到，但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收集，我以为是好事，只要能保留文献，对历史都是贡献。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材料，由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1957年7月27日出版。北大反右时的浪淘沙社，我很熟悉。因为这个社团出版的杂志我基本都见过，所以看到这个材料，我有一种直觉，它应该就是沈先生提到过的那份文件。但在网上买东西，不是发现了你就能得到，因为是拍卖，所以要这个文件的人很多，几页纸的一份文件，最后要三百多块钱，还没有落在我手里，当时我非常失望。好在网上买同一类材料的人都有同情心，对方很快来信答应复制一份给我，虽非原件，但也聊胜于无。
就在我为失去这份文件沮丧的时候，机会真正到来了。拍到这份文件的人在香港，不好与内地发生交易，卖主就把这份文件转卖给我了。
我还没有和沈先生联系，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他提到的那份，但不管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份文件，确实保存了一些史料。文件中沈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我向人民请罪》，小字排印，约有三个页码。
今年5月间，我在南京，见到拍过《寻找林昭》纪录片的胡杰，他说和沈先生认识，我就把那个文件复制了一份托他转给沈先生，不知沈先生收到了没有？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寻找材料，如果有这种劲头，也会有意外收获。
有好几年时间，我很关心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反右派情况，因为我有一个感觉，了解一所中国最好大学里文科的政治运动及其结果，对观察中国当代学术史很有帮助。
关于北大中文系的反右情况，这些年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设法寻找当年的原始文件，只有找到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索解。
有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张元勋先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马上找来读过，不久又在网上看到沈泽宜先生一篇长文，对张先生的回忆有一些批评。张元勋先生，我十几年前，在曲阜大学他家中长谈一次。那年我恰好有济南之行，当时还在曲阜的李新宇兄坚邀到他那里看看，盛情难却，遂又有曲阜之行。我当时就希望张先生能写一本回忆录。
经常在网上游荡，记不清楚是何时留下一个印象，沈泽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北大反右的时候，他曾在压力下作过一次检查，那份检查中保留了一些史料，他的检查是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文件。可惜他没有这份文件了，记得文章中他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文件，可以和他联系。
我对北京大学反右时出版的杂志，多少有些了解，也有一点收集。我当时就想，我来为这段历史寻找这份文件。
我相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在学术研究中，也是这个道理。我到北京几次，都去有旧书的地方观察，但终无收获。我在网上的旧书店发过帖子，重金求购，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沈先生提到的这个文件的具体标题，所以很难下手。但我没有失去信心，我有一个直觉，只要世间有这个东西，它总会出现，因为有“贼惦着”，它一出现，我就会去“偷”。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经常在网上买关于反右派的史料，开始很容易得到，但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收集，我以为是好事，只要能保留文献，对历史都是贡献。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材料，由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1957年7月27日出版。北大反右时的浪淘沙社，我很熟悉。因为这个社团出版的杂志我基本都见过，所以看到这个材料，我有一种直觉，它应该就是沈先生提到过的那份文件。但在网上买东西，不是发现了你就能得到，因为是拍卖，所以要这个文件的人很多，几页纸的一份文件，最后要三百多块钱，还没有落在我手里，当时我非常失望。好在网上买同一类材料的人都有同情心，对方很快来信答应复制一份给我，虽非原件，但也聊胜于无。
就在我为失去这份文件沮丧的时候，机会真正到来了。拍到这份文件的人在香港，不好与内地发生交易，卖主就把这份文件转卖给我了。
我还没有和沈先生联系，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他提到的那份，但不管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份文件，确实保存了一些史料。文件中沈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我向人民请罪》，小字排印，约有三个页码。
今年5月间，我在南京，见到拍过《寻找林昭》纪录片的胡杰，他说和沈先生认识，我就把那个文件复制了一份托他转给沈先生，不知沈先生收到了没有？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