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历史的脚步——台湾经验停看听
表面上看，台湾的问题是统独争议、去中国化、政治空转、朝野恶斗，追根究底，其实是文化传承里，还没有孕育出政党政治的思维，也没有发展出超然独立的司法，以维系公平的游戏规则！
■熊出没注意
10年里，台湾经济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公共政策失灵，无法释放经济活动的潜能和民众追求幸福的积极性，更深层的制约，则来自单一权威的传统文化
十年，由历史的角度来看，只是吉光片羽；然而，对于处在廿一世纪初的社会而言，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是华人社会中的宝岛，十年来变化如何呢？
借着具体的数字，可以稍稍反映：1996年，台湾的人均GDP是11522美元，爱尔兰是16800美元。十年之后，2006年，台湾是15631美元，而爱尔兰是49984美元。两相对照，彼此消长，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短短十年之间，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宝岛台湾，似乎在时空的脉流中原地踏步。为什么呢？最简单的答案，当然是民进党（或陈水扁）所造成——民进党执政后，口头上是拼经济，其实是拼政治。七年执政，加上之前李登辉操弄意识形态，挑拨族群问题，结果政治空转，经济停滞。
如果答案真的这么简单，那么对症下药：换一个政党执政，换一批人上台，就足以振衰起敝，台湾经济，将再回到美好的旧时光里。然而，真是如此吗？“圣人出、黄河清”的期望，有点像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思维，说起来顺口，想起来理直气壮，其实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台湾的问题，有表象，也有深层。两个表面上的问题，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也耗费了民众的心思。首先，是统独问题。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之后，一直以统一为职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至少表面上）大一统的思维是社会的主流。然而，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这种思维即使没有完全消失，至少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继之而起的，是“独立”和“维持现状”这两种政治立场。这两种立场，成为政治上主要的诉求，持续成为议题，也持续耗费心力。
其次，是文化认同问题。在文化传承和延续上，台湾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然而，独立和去中国化这两种诉求，刚好可以彼此援引，因此，政治上利益的考量，影响到文化的自然发展。“去中国化”所引起的议题，看起来虎虎生风，口号喊得震天传响，然而，也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借着一层层的抽丝剥茧，也许可以慢慢找出问题的核心……
现阶段台湾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公共政策失灵。虽然选举定期举行，“国会”如常聚会议事，可是，公共政策不能反映中产阶级的心声，也不能推动社会进展。公共政策，没有提供好的环境，让经济活动更上层楼，让民众可以追求自己的福祉。
造成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状态，大概有两种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作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政治、经济、社会等主要部门，有各自的空间，即使其中之一不上轨道，其余的部门还是可以生气蓬勃，各领风骚。可惜，现阶段台湾还是政治部门主导，其他部门附属遵循。
另一方面，在政治部门本身，没有上轨道的制衡。如果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之间，已经有彼此支持、但也彼此制衡的力道，那么，行政部门不致揽权独大。可惜，国民党执政时，固然是行政权凌驾其余，现在民进党执政，依然如此。民进党对选举和权力的兴趣 (和能力)，远大过于对公共政策的兴趣 (和能力)。两种原因交互运作之下，公共政策混沌不明。经济活动的潜能，民众追求幸福的积极性，都没有发挥展现的空间。台湾和爱尔兰的差距，是鲜明深刻的对比。
然而，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台湾社会既不是多元价值，又没有形成三权制衡呢?一部分原因，是二次大战之后，台湾的经济百废待举，随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撤退到台湾。因此，由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或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到2007年，也不过才半个世纪左右。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发展出稳重扎实的多元价值、彼此制衡的三权分立，当然是天方夜谭。
不过，这个表面的原因，固然明确可稽，深层的原因，必须探究更根本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在传统的华人文化里，一向是单一权威，也就是定于皇帝（天子）。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一切取舍的依据。单一权威的特质，也反映在文化的各个角落。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有尊卑从属的结构，即使是朋友，也会分出长幼的位阶。因此，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伦常关系的延伸和拓展。而政治上的结构，又刚好以君臣明确界定。因此，公共政策的决定、民众共同事务的处理，本质上就等于是家庭里的私事，透过从属和尊卑关系来处理，由单一权威来定夺。
台湾地区近年来原地踏步的窘况，其实正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特质——上轨道的两党政治，是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存，处理共同的事项。这和传统文化“单一权威”的特质，刚好直接抵触。在台湾，两党政治已经初具形式，可是，在实质内涵上，却显然还正在摸索酝酿。
更进一步，两党政治能正常运作，除了一般民众的支持之外，最重要的，是有超然独立的司法，能不偏不倚地维持和捍卫公平的游戏规则。超然独立的司法，当然又是单一权威的传统文化所欠缺的。因此，表面上看，台湾的问题是统独争议、去中国化、政治空转、朝野恶斗，追根究底，其实是文化传承里，还没有孕育出政党政治的思维，也没有发展出超然独立的司法，以维系公平的游戏规则！
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摸索出可堪操作的政党政治以及独立的司法呢?除了祈求上苍保佑、大家拭目以待之外，可能没有更持平负责的说辞吧！
（作者为台湾大学教授、逢甲大学讲座教授，电子邮箱hsiungbingyuan＠gmail.com）
10年里，台湾经济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公共政策失灵，无法释放经济活动的潜能和民众追求幸福的积极性，更深层的制约，则来自单一权威的传统文化
十年，由历史的角度来看，只是吉光片羽；然而，对于处在廿一世纪初的社会而言，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是华人社会中的宝岛，十年来变化如何呢？
借着具体的数字，可以稍稍反映：1996年，台湾的人均GDP是11522美元，爱尔兰是16800美元。十年之后，2006年，台湾是15631美元，而爱尔兰是49984美元。两相对照，彼此消长，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短短十年之间，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宝岛台湾，似乎在时空的脉流中原地踏步。为什么呢？最简单的答案，当然是民进党（或陈水扁）所造成——民进党执政后，口头上是拼经济，其实是拼政治。七年执政，加上之前李登辉操弄意识形态，挑拨族群问题，结果政治空转，经济停滞。
如果答案真的这么简单，那么对症下药：换一个政党执政，换一批人上台，就足以振衰起敝，台湾经济，将再回到美好的旧时光里。然而，真是如此吗？“圣人出、黄河清”的期望，有点像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思维，说起来顺口，想起来理直气壮，其实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台湾的问题，有表象，也有深层。两个表面上的问题，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也耗费了民众的心思。首先，是统独问题。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之后，一直以统一为职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至少表面上）大一统的思维是社会的主流。然而，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这种思维即使没有完全消失，至少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继之而起的，是“独立”和“维持现状”这两种政治立场。这两种立场，成为政治上主要的诉求，持续成为议题，也持续耗费心力。
其次，是文化认同问题。在文化传承和延续上，台湾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然而，独立和去中国化这两种诉求，刚好可以彼此援引，因此，政治上利益的考量，影响到文化的自然发展。“去中国化”所引起的议题，看起来虎虎生风，口号喊得震天传响，然而，也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借着一层层的抽丝剥茧，也许可以慢慢找出问题的核心……
现阶段台湾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公共政策失灵。虽然选举定期举行，“国会”如常聚会议事，可是，公共政策不能反映中产阶级的心声，也不能推动社会进展。公共政策，没有提供好的环境，让经济活动更上层楼，让民众可以追求自己的福祉。
造成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状态，大概有两种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作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政治、经济、社会等主要部门，有各自的空间，即使其中之一不上轨道，其余的部门还是可以生气蓬勃，各领风骚。可惜，现阶段台湾还是政治部门主导，其他部门附属遵循。
另一方面，在政治部门本身，没有上轨道的制衡。如果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之间，已经有彼此支持、但也彼此制衡的力道，那么，行政部门不致揽权独大。可惜，国民党执政时，固然是行政权凌驾其余，现在民进党执政，依然如此。民进党对选举和权力的兴趣 (和能力)，远大过于对公共政策的兴趣 (和能力)。两种原因交互运作之下，公共政策混沌不明。经济活动的潜能，民众追求幸福的积极性，都没有发挥展现的空间。台湾和爱尔兰的差距，是鲜明深刻的对比。
然而，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台湾社会既不是多元价值，又没有形成三权制衡呢?一部分原因，是二次大战之后，台湾的经济百废待举，随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撤退到台湾。因此，由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或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到2007年，也不过才半个世纪左右。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发展出稳重扎实的多元价值、彼此制衡的三权分立，当然是天方夜谭。
不过，这个表面的原因，固然明确可稽，深层的原因，必须探究更根本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在传统的华人文化里，一向是单一权威，也就是定于皇帝（天子）。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一切取舍的依据。单一权威的特质，也反映在文化的各个角落。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有尊卑从属的结构，即使是朋友，也会分出长幼的位阶。因此，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伦常关系的延伸和拓展。而政治上的结构，又刚好以君臣明确界定。因此，公共政策的决定、民众共同事务的处理，本质上就等于是家庭里的私事，透过从属和尊卑关系来处理，由单一权威来定夺。
台湾地区近年来原地踏步的窘况，其实正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特质——上轨道的两党政治，是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存，处理共同的事项。这和传统文化“单一权威”的特质，刚好直接抵触。在台湾，两党政治已经初具形式，可是，在实质内涵上，却显然还正在摸索酝酿。
更进一步，两党政治能正常运作，除了一般民众的支持之外，最重要的，是有超然独立的司法，能不偏不倚地维持和捍卫公平的游戏规则。超然独立的司法，当然又是单一权威的传统文化所欠缺的。因此，表面上看，台湾的问题是统独争议、去中国化、政治空转、朝野恶斗，追根究底，其实是文化传承里，还没有孕育出政党政治的思维，也没有发展出超然独立的司法，以维系公平的游戏规则！
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摸索出可堪操作的政党政治以及独立的司法呢?除了祈求上苍保佑、大家拭目以待之外，可能没有更持平负责的说辞吧！
（作者为台湾大学教授、逢甲大学讲座教授，电子邮箱hsiungbingyu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