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都德的“最后一课”

■西书谈片

都德是１９世纪法国最耀眼的文学圈子中的人物，这是他令人羡慕的身份。同时，

他也归属于１９世纪法国的另一个“不那么令人羡慕的”文学群体：感染了梅毒的文学家群体

    我正要谈论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而不是他的《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里的叙述者不再是一个不愿意上学的孩子，这“最后一课”里的入侵者不再是邻国的军队，这“最后一课”里的被占领土不再是实际的领土，这“最后一课”里坚定的信念不再是“法兰西万岁！”。
    都德的“最后一课”从一对希腊单词开始，它重申“遭受是一种教育”。这条著名的希腊古训正好就是这“最后一课”所要传授的真理。都德的“最后一课”将通过“遭受”的最著名的对象来传授这一条真理。这“最著名的对象”接踵而至，出现在正文的第二段：
    “你正在干什么？”
     “我正在疼痛。”
     正文的第二段就由这揪心的问答构成。它带来的“疼痛”是都德的“最后一课”的主题。剧烈的“疼痛”由当时的那种致命的病毒引起。作为“最后一课”里的入侵者，这致命的病毒所侵占的“领土”是授课人瘦小的身体。都德本人就是这“最后一课”的授课人。他在留下的“教案”里这样表达他对真理的渴求：“疼痛，你是我的一切。让我在你那里发现所有你不容许我涉足的陌生的疆域吧！你要成为我的哲学，你要成为我的科学。”
    都德的《疼痛》是他一生之中最后的“作品”。这位著名的作家在被当时最著名的医生判处死刑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疼痛这“陌生的疆域”。他用只言片语记录下自己和别人遭受的剧烈疼痛以及自己对这种遭受的观察和思考。他“不择手段地”将自己的死刑推迟了１２年。这１２年与“疼痛”相处的零星记录最后变成了一本５０页的小书，在都德去世３３年之后（于１９３０年）出版。经过英国著名作家巴恩斯（Ｊｕｌｉａｎ Ｂａｒｎｅｓ）精彩的编辑和精细的翻译，这本书的英译本出版于２００２年。这时候，都德的“最后一课”开始有了历史的感觉，它被命名为“在疼痛的疆域里”。
    这“最后一课”分两节上完。在第一节课里，都德主要谈论的是自己的疼痛。课程的进度就是“疼痛”的进度。一开始，４５岁的都德意识到自己被病毒侵占的身体已经急进了２０年，进到了“６５岁”的腐朽状态。尽管他的大脑仍然清醒，他的感觉却“已经失去了锋芒”。更糟糕的是，这失去锋芒的感觉却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疼痛”的分量。“疼痛”强有力地“渗透”进来了：“它进入我的视觉，它进入我的情感，它进入我的判断。”都德用颤抖的笔迹记下了“疼痛”的疯狂。
    这疯狂的渗透使都德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因为他发现，每一阵“疼痛”总是给它的遭受者带来“新奇的”感觉，而遭受者身边的人对他正在遭受的“疼痛”却很快就会习以为常。这种感觉上的差异带来了很深的孤独和很强的恐惧。遭受者只能在幻觉和阴影中寻找温情：“只有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才能够有信心地行走。”都德这样写道。
    他还发现，“疼痛有它自己的生命”。这也许是对“疼痛”最人道的发现。“疼痛”这种与生命相冲突的生命贪婪地吸收着时间的营养，最后变成了蹂躏生命的“暴君”。都德模仿奥维德的诗句，用拉丁文控诉说，“疼痛对我的写作实行了专制”。这大概是对一个作家最深的迫害。都德只能靠过量的吗啡注射来与“专制”抗争。这种激烈的抗争带给他转瞬即逝的宁静。
    可是最后，他已经在身体上找不到注射的地方了。他的皮肤变成了“疼痛”广阔疆域的边界。他在这一节课的最后写道，他很想对他的孩子们大喊一声“生命万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被“疼痛”撕裂，他已经没有力量喊出这摇摇欲坠的真理了。与《最后一课》中那位庄重的教师不同，在这“最后一课”的最后关头，都德没有与“信念”站在一起。
    “最后一课”的第二节主要谈论的是别人的疼痛。都德来到了接待过许多文学名流的疗养胜地。在这更为广阔的“疼痛的疆域”里，他遇见了症状更为揪心的病人。他既是疼痛的遭受者，又是“看着别人遭受疼痛的人”。这种双重身份并没有分散都德对自己的注意。他像那个已经发展到双目失明的病人一样对光线失去了感觉。在他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的：“疼痛遮住了地平线，渗透了所有的事物。”而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浴池的时候，他感觉就像是在走进“宗教裁判所的水牢”。不过，尽管他的病情已经超过了能够“帮助他认识事物”的阶段，他还是准确地认识到了只有在“疼痛”之中，一个人才是完全彻底的“自己”。
    巴恩斯用他对这“完全彻底的”都德的精细注释以及他精彩的导言和“后记”（一个关于梅毒的长注）扩充了“疼痛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在疼痛的疆域里》可以说是一个１９世纪的法语作家与一个２０世纪的英语作家的合著。与感性的《疼痛》相比，《在疼痛的疆域里》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理性的分量。而巴恩斯的英式幽默又成功地减轻了历史和理性带来的负担。
    都德是１９世纪法国最耀眼的文学圈子中的人物，这是他令人羡慕的身份。同时，他也归属于１９世纪法国的另一个“不那么令人羡慕的”文学群体：感染了梅毒的文学家群体。他在这两个群体中的位置都不是最为靠前的。在后一个群体中，他的前面还有三个更响亮的名字：波德莱尔、福楼拜和莫泊桑。不过，都德在这个群体中有明显的“特色”：第一，他起步最早，１７岁就染上了这种当时的致命病毒；第二，这病毒来得“出其不意”，它来自一个“有地位”的女人；第三，这病毒“大器晚成”，在他的身体里潜伏了几乎三十年才“原形毕露”。 这些特色令都德对病毒有不同的“反应”。
    都德的“最后一课”只是在呈现“疼痛”的共同的疆域，却没有去追究导致“疼痛”的特定的原因。巴恩斯欣赏都德没有在这“最后一课”落入道德的窠臼。这“最后一课”是文学课、科学课或者哲学课，而不是道德课或者政治课。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之后，当导致都德疼痛的这种疾病已经在现代医学的眼中“没有一点意思”（巴恩斯引用的一个医生与他的谈话）的时候，这本关于“疼痛”的书读起来还这样有意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