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看前辈如何帮助学生
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这些学生被开除后不久，都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300元……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
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出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招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听说韩国早年公司里选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凡没有参加过学运的人，他们一般不要，我以为他们这个判断很有一些道理。
中国早年凡做过大学校长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规律。西南联大学潮的时候，政府派傅斯年去处理，当时冯友兰就说，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我这些感想是因为最近看一本《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时想到的。方显廷这本书为我解答了多年前的一个疑问。方是中国著名的工业经济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在这方面还非常有名，它的基础就是靠了三个人，一个是何廉，一个是方显延，还有一个是李锐。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就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9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300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300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企业文化公司出版，1986年)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公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9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58页)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做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方显廷早年在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学徒，后来就是得到穆藕初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最后成就自己人生的，所以他对穆先生帮助学生的事就特别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穆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他说穆先生常常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资助这5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5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21页)
方显廷回忆说，穆先生资助的这5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员；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
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5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如果蒋梦麟在“五四”时期做过这样的事，那么千家驹的回忆大体也是可信的，虽然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中没有提到这些事，胡适也说过，蒋的这本回忆录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样的故事，就是传闻，人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其中保存了前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出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招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听说韩国早年公司里选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凡没有参加过学运的人，他们一般不要，我以为他们这个判断很有一些道理。
中国早年凡做过大学校长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规律。西南联大学潮的时候，政府派傅斯年去处理，当时冯友兰就说，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我这些感想是因为最近看一本《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时想到的。方显廷这本书为我解答了多年前的一个疑问。方是中国著名的工业经济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在这方面还非常有名，它的基础就是靠了三个人，一个是何廉，一个是方显延，还有一个是李锐。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就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9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300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300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企业文化公司出版，1986年)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公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9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58页)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做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方显廷早年在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学徒，后来就是得到穆藕初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最后成就自己人生的，所以他对穆先生帮助学生的事就特别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穆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他说穆先生常常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资助这5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5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21页)
方显廷回忆说，穆先生资助的这5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员；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
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5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如果蒋梦麟在“五四”时期做过这样的事，那么千家驹的回忆大体也是可信的，虽然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中没有提到这些事，胡适也说过，蒋的这本回忆录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样的故事，就是传闻，人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其中保存了前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