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没敢告诉杨丽娟

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不该听媒体的话,不该从香港回到兰州。我至今没敢告诉她们,那个匿名还清了1.1万元高利贷的人,就是刘德华。

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不该听媒体的话,不该从香港回到兰州

 

袁蕾

 

    杨丽娟更新了手机的彩铃,但她的生活并没有更新。“再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去把手机停了。”杨丽娟一度以为是手机坏了。
    她从原来住的招待所搬了出来,另外租了一个房子,租房的费用并没有降下来,每月400元,“我妈妈腿不好,原来就是住平房烧煤砸到了腿,她不能住平房。”杨丽娟敏感地主动为自己的房租辩护。“你有心帮我的话,我就给你我的卡号,你给我1000元,我真的是急用。”杨丽娟说前几天有个记者给她打电话,表示愿意寄钱来,但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寄,她怕那人只是口头答应,“我前几天倒是付了房租,但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杨丽娟没有工作,拿的是最低社保180元,最近猪肉涨价,她又多拿了25元补贴,一共是205元,加上妈妈的社保,全家收入一共是410元。“我没找到工作。”杨丽娟这句话准确的说法是“我没找工作”,她还陷入在对“那件事情”的崩溃上。
    她曾经让人帮忙在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自己的报道,“但凡媒体还有一点点良心,就该帮我讨回公道。”杨丽娟依旧保持着半年前的愤怒,认为刘德华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她们一家。
    杨丽娟的妈妈陶菊英同样不平,她又去了两次北京讨说法:一次是去贴大字报,揭露刘德华的真面目,并让他对“不忠不孝”的造谣赔礼道歉;还有一次是去打官司,同时要告的还有几家“歪曲报道”的媒体,她们找了法律援助,虽然不用付律师费,但还是要负担律师的出差费,最终法院没有立案。
    好心人捐助的钱渐渐用光了,母女两人不停吵架。
    杨丽娟说妈妈主动住进了福利院,以便节省开支;爸爸的骨灰寄存了,因为买墓地需要3000元。冬至、圣诞、新年、春节对杨丽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我现在能找什么样的工作?”杨丽娟还是知道生活有压力,但她总是有无数找不到工作的理由:所有人都认识她,戴上帽子都会被认出,服务性工作肯定不能干;没学过电脑,爸爸去世了也没心情学,跟网络有关的工作肯定不能干;身体越来越差,重活累活也肯定不能干;体质弱、易生病,戴着口罩去医院做义工的活也肯定不能干。她也曾考虑过摆个水果摊,但又没本钱。
    对于电话声讯台的建议,她流露出了一丝兴趣,但马上又放弃了——虽然不跟顾客见面,还是要见那么多同事,她的神经受不了那个刺激。
    她没想出那个理想的工作,也没有工作来找她。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不该听媒体的话,不该从香港回到兰州。
    我至今没敢告诉她们,那个匿名还清了1.1万元高利贷的人,就是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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