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是为了恨

12月22日，王选来到河北邯郸馆陶县南馆陶镇社里堡村，细菌战的受害者70岁的井富贵讲述当时亲人染上霍乱时抽搐时的惨状，一家八口，半月内剩下三人。

　　本案细菌战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及特大的损害，不得不说旧日本军实施的该战争行为是不人道的。但是，如果仅仅在法律的框架内对本案进行探讨的话，说被告的国会违反了国家赔偿法l条1项，有该条规定的立法不作为行为是不正确的。
　　那么，针对本案细菌战的被害者，就我国的补偿措施进行探讨的话，根据我国的国内法乃至在国内能采取的措施，是否应进行处理，如果进行处理的话，又应怎样进行处理。这些问题，在国会，在以前述的种种情况为前提的情况下，应由更高的层次进行裁量。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细菌战诉讼判决书。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王选和她带领的180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中国原告败诉，驳回道歉和赔偿的请求。

　　“我们赢了，我们揭开了一个掩盖了60年的黑幕，世界因为这场诉讼知道了细菌战，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王选
　　王选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她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嘹亮的号角。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的妻子和我对她的才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H.哈里斯

　　
生来的义务
　　1995年，黑龙江召开首届细菌战研讨会，有三个浙江义乌受害人代表全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而背后是日本市民团体（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出资援助在中国进行调查。
　　是义乌！是自己的家乡！细菌战、鼠疫、父亲、叔叔，“历史一下子回到了我眼前，有时候历史真的伸手就可以摸到的。”王选看到了这条消息，童年的记忆一下子激活了。
　　“我知道叔叔死于日本人在义乌放的鼠疫。
　　“日本人放了鼠疫，烧了大半个村子。人还没死就把他们的肢体内脏掏了去，从肿大的淋巴里获得更强大的鼠疫细菌。
　　“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里，一个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13岁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
　　“有一天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号。
　　“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据后来村里的人说，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
　　“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叔叔姑姑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摸，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他们。
　　“姑姑说，叔叔死的时候凄厉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家族里有8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中国除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外都受过日本细菌战的多次扫荡和攻击。
　　王选设法联系到了报纸上提到的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打电话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
　　在这一刹那，王选觉得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她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自己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最简单的一点，只有我能够把难懂的义乌方言翻译成日语”。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我要“抓权”
　　1996年调查仍在继续，诉讼就要开始。但一开记者招待会，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这是中国人的诉讼，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给我一个位置。”王选提出了她的要求。
　　“我是一根红线，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也只有我才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他们，我懂得日本语言、法律，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我经济独立，自己的一切往来费用全部自己承担，又不取一分的报酬。”
　　王选以当仁不让的姿态促使原告团产生，并“抓权”当了团长。王选以个人魅力号召起了180名原告。
　　1998年日本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王选以原告总代表的身份要在法庭上作陈述。
　　我们为什么要告？我们为什么要赔偿？我们为什么要日本人谢罪？
　　王选思索万千。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中惟一使用生化、细菌武器的国家，而这一事实竟被整整掩盖了60年。日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计划。
　　细菌战、活体试验是曾经发生的罪恶，而迄今为止的隐瞒、不认账是一桩正在发生的罪恶。
　　如果这么大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大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施恶者得不到惩罚，那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王选想到了那些至今还烂着脚的穷苦的中国农民（炭疽病菌受害者）；想起了那些苦度残疾晚年的幸存者，他们的生命里更多的不是恨而是宽恕。
　　王选想起了那个看管6个“试验材料”的细菌部队士兵松本博，在挺身为中国原告团作证时，老人也亮出了内心柔软的部分———善良。
　　他一回到家就告诉了母亲他在中国做了什么，他的母亲说，你是个罪犯。他在结婚之前，告诉他的未婚妻自己是一个罪犯，让她做出选择。
　　极大的恶与至纯的善，像冰与火一样淬激着王选，使她面对过多的恶而不至于陷于泥淖。“在这么强大的恶面前，善也悄悄潜伏着，再暴虐的恶也无法把它泯灭。而消解恶的途径不是回避，而是善。”
　　“我明白了我们揭露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并不是了为了恨。我知道当我站在法庭上发言时，王选这个名字已经没有意义，我也不仅仅是一个原告，我代表的是屈死的灵魂。”

和平基金
　　12月14日我在北京机场再次见到王选时，王选又在细菌战调查的奔波中。
　　“我们已经向日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第二阶段的诉讼马上就要开始。”
　　“结局怎样很难说，赢的可能性极小。”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29名原告团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一批70多岁的人会在近年相继死去，有的人不想再告了，因为赔偿遥遥无期，连日本人的“谢罪”似乎也等不到。原告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王选也为此付出了100万元之巨。
　　“我们乘坐的船行驶在冰川里，我们不得不边破冰边前进，8年的调查、取证、开庭、申诉之后，这船并没有把我们带到终点，而是来到了一座更大的冰山脚下。”
　　仅靠原告团的力量，没有办法把细菌战的真相调查清楚。60年后，很多的证据已经被毁灭，档案被故意封锁，历史见证人在死去，或永远沉默。
　　“我们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需要法律工作者、流行病工作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还需要钱。”
　　但王选说他们目前得到的支持大多是来自个人的，有人给她寄来全月的工资，有人愿意参与调查，她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孤独。社会还远远没有拧成一股力量，她一直在呼吁有一个得到承认和注册的民间团体或者在某大学里常设一个研究机构，以此来募集资金和召集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开展全国范围的调查。
　　“还原历史的真实，为了人类的和平”是王选提出的第二阶段的诉讼目标，她希望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能够统一起来。
　　她说，她要给中国、日本、美国政府各写一份建议书，希望各方共同努力促成日本政府建立一个和平基金来处理战争和战后遗留问题。
　　她希望这个基金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寻找并给予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残疾的劳工提供一份医疗补助和生活补助，使他们的晚年免于贫病的困扰；她希望借助这个基金能够进行受害者调查，记录口述历史，建立资料，公开历史档案，资助研究，重新修补出这段历史；她还希望借助这个基金能够重新认识战争和教育后人，能够形成一个和平的事业。
　　她说，如果这个基金能够成立，她愿意终身为之工作和服务。

■旁证：
　　1.参加起诉和第1、2、3次开庭陈述意见的来自中国各地原告代表的赴日费用，由日本市民团体“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出资援助。
　　2.参加第2次起诉的来自中国各地原告代表的赴日费用，由原日本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同春出资援助。
　　3.参加第2次起诉开庭陈述意见的来自中国各地原告代表的赴日费用，由日本律师辩护团借资援助。
　　4.参加第19、21、22次开庭出庭作证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学者和原告代表的赴日费用，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义乌民间与企业出资援助。
　　5.参加第26次开庭的浙江省原告自费；湖南省受害者家属自费，原告部分自费。
　　6.参加第27次开庭的浙江省原告中，义乌市崇山村原告代表费用由义乌地方赞助，衢州市代表旅费由香港史维会赞助，其他自费；湖南省原告部分自费。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