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小常庄 中原的一个村

这是减免农业税的第二个年头，但村民们却发现：涨价，几乎与免税和补贴同时到来。图为常文付老两口。徐楠／图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19日－22日　

　　
　　阳光正好，两个老人扛着锄头从“小常庄”的牌子边上经过。身影渐渐没入参差的农舍，背后留下依稀的河南口音：“天气预报说：今年暖冬哩。”
　　
种粮亏损的局面得到扭转
　　乡里的农业税征收大厅，卷闸门一拉到底，彻底挂上了大铁锁。
　　这是减免农业税的第二个年头。但63岁的吴晓亭发现：涨价，几乎与免税和补贴同时到来。
　　“100斤尿素，以前70元，现在要110元，100斤二氨，原来90元，现在涨到了150元。”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生产资料补贴，全部加起来，一亩田的最高补贴将近50元，低的也有20元。“可每亩成本高了大几十块。”
　　六十出头的农妇利新华说：“雇收割机收一亩麦子，今年要35－40元了。”工价普遍涨了。现在盖一座二层小楼，要将近十万元。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是六七万元。
　　这一切的直接背景，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普遍上涨，再向上追溯，是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这对吴晓亭和利新华来说，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可当他给农资贩子掏出皱巴巴的、金属线几乎已经脱落的血汗钱，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世界市场这架庞大的机器。
　　利新华从来不敢把仅有的不到三亩地全部种上一种作物———“那行情要是瞎了，俺们连西北风都没得吃了。”
　　她和老伴的生计来源是两亩三分责任田，今年打出1500斤小麦，以每斤六毛三的价格卖给了收粮贩子。她不知道：5月份国务院宣布了：今年对粮食实施最低保护价收购，三等的能收到六毛九，一等的能收到七毛三。
　　唐河县粮食局局长陈德贤说：“今年这是粮价放开以来，国家第一次实行保护价收购，中央财政投入了50－100个亿。如果不托市，搞不好会落到五毛八左右。”
　　但利新华不爱看新闻，也没有人上门向她解释这一切。老两口住了近40年的小院远离大道。冬日的暖阳下，他们在院子里叹息：“七毛多哩！”
　　语气里甚至没有丝毫抱怨，这么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惋惜。
　　种粮亏损的局面得到了扭转，这是变化；但农业种植的普遍低效益、农民在价格体系中的绝对被动，依然故我。
　　
耕地紧了，土地俏了
　　在小常庄，杨炳新已经不怎么关心粮价了，尽管在八年前，他是杨户自然村最穷的一个。
　　10亩雪松改变了他的命运。雪松的背后，是他在县教委分管园林基建的叔叔杨国奇。1998年，杨国奇到江苏出差，他看到了华东城市的快速扩张，听说政府需要采购大量苗木。
　　没有耕地的杨国奇，怀揣2万元，找到了没有本钱的杨炳新。叔侄俩签了一纸合同，完成了资本和土地的结合。
　　五年后，合同终止，杨炳新赚得20万元，杨国奇获得30％的回报。他以类似的模式入股或投资了近1000亩苗木。
　　2004年，开发区建厂占地的补偿，是每年每亩350元，今年，已经是700元了。人们在议论：“手里这点地，可要攥紧了。”县林业局曾经有位科长带了投资商来，想成片发展风景树。最后失望而归———杨炳新站在地头顺手一指：“这一片至少是几十户的地，一家一家谈下来，哪一家都不容易。”
　　土地是越来越“俏”了。有了补贴，就算不种，也不至于亏本。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出租自家的土地。
　　今年，杨炳新以每亩250元的价格，从两家农户手中租到3亩地，“可费了大力气了，这还是关系好的呢。”
　　加上这两块，他的10亩耕地分散在六个地方，最远的相隔两里。村里早已没有机动地，杨炳新想要扩大种植，已是难上加难。
　　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获得审议通过。但是耕地紧了，土地俏了，这是变化；但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依然极度分散，早早封住了效益增长的空间。
　　
农信社改革依然在过关
　　杨炳德笑着说：“早些年他(杨炳新)光找我贷款了。”
　　杨炳德是小常庄20年的农信社代办员。他说：1996、1997那几年贷款还比较多，全村每年十来万元的样子。到了今年，只贷出去了一万多。
　　从1986年到1996年，杨炳新年年通过他这位远房兄弟办理贷款———买拖拉机、买耕牛、买种子……
　　但是如今，向农信社贷款的程序是：担保，需要五户联保；抵押，则要房产证、汽车或者存单。杨炳新就是具备这样条件的农户，但他已经不需要贷款。
　　惠建民就完全不同了。2006年，他的20多头猪只产下30个猪仔，正常情况下，20多头母猪起码该下100多猪仔。兽医也说不清是什么毛病。老惠一憋气，老胃病又犯了。
　　他是惠洼有名的“干家儿”，养了20几年猪，饲料配方都是“独家秘方”，2004年，他专门包下200多平米的一块地，亲手搭了新猪圈。他的新家就盖在猪圈旁边，寒冬腊月天，夜里也要到圈里去看看。20多头猪，是他全部的心血。2005年行情不太好，他咬牙挺着，全凭养猪名声响，在饲料商手里赊到了账。
　　如今，两三万元的债务，让他在这个暖冬里阴冷地枯坐着。
　　他想贷点款：“能给我一万就行，明年我就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已经很难符合信用社的贷款条件。村书记傅军杰为一个农户担保了5000元，现在成了自己的债务，于是再也不敢做这样的担保。
　　“前些年的贷款，还不上的太多，”古城乡农信社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要是谁家老太太脑血栓，说看病要花3000元，这个款肯定不能放，因为他没有偿还能力。”
　　早在2003年就提上议事日程的农信社改革，今天依然在艰苦地过关。
　　作为村集体，小常庄至今欠农信社近100万元，“早年修学校、铺路、买树苗，没钱就贷款，干部换了，还能找谁还账去？”1990年代末期，所有的村镇都在兴办乡镇企业，农信社大量放贷，“那时候全是政府干预，这是农信社最大的历史包袱。”
　　农信社在改革了，唐河一个县一年就甩下了2000万元的历史包袱，这是变化；然而农信社毕竟已经在商业银行的路上走出很远，农民越是没有抗风险能力，就越是无处融资。
　　这一年，机构改革使古城乡政府由298人缩减到87人，乡党委、政府大院一下子空荡荡的。小常庄唯一一名进入乡政府的年轻人，也被精简了。“在县里打工面子上抹不开”，于是去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工地。“卖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