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外交的逻辑

中国奉行对美对日友好,经济上的考量可能更重要。对奉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与美国的关系。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开放。中国亟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日的市场、技术与管理经验来推进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复出后,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最初出访的国家选定为日本与美国。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吕欣

 (向春/图)

中国政府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戴秉国对美国人说,“确保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很重要一条是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对方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戴秉国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第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阐释自己的核心利益。

中国奉行对美对日友好,经济上的考量可能更重要。对奉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与美国的关系。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开放。中国亟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日的市场、技术与管理经验来推进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复出后,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最初出访的国家选定为日本与美国。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自1986年中国政府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算起,花了15年时间。这是中国奉行以界定产权和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政策及汇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开放政策的里程碑。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走强,2007年GDP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又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种实力的提升得到了美国的尊重与认可。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举行。每年一轮。2013年7月10日,第五轮在美国华盛顿开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

这一机制与从2006年开始、前后共5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仅一字之差,但含义大不相同,前者是全方面、全领域的对话机制,被普遍视为G2(中美两国集团)的正式机制,后者是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对话机制。

在中国实力提升之下,中国领导层的自信也随之增强,在十八大上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国内也有人呼吁该抛弃“韬光养晦”,当奉行“有所作为”,该出手时就出手,敢于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不变表述下的变

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宽到六十多年,会发现这些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官方表述一直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过,在不变的表述之下,前后三十年中国外交是有相当变化的。这种变化,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改革开放前是“战争与革命”;改革开放后是“和平与发展”,把经济外交纳入外交视野了。

中国1954年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一直被中国官方表述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不过前后侧重点有变化,前30年侧重点是不同基本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这从把“和平共处”的字眼直接放在名称当中可以看出来,出发点是让当时忧心中国“输出革命”的周边国家安心。后30年侧重点在“互不干涉内政”,恢复了“主权”话语,强调“主权至上”、“主权高于人权”等,着眼点是驳斥和反击外国以人权民主等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同样的表述之下,关切完全变了。

不变的“核心利益”

我们不妨把外交行为比拟为力。力是向量,有方向与大小。外交行为的方向即是国家利益,大小即是国家实力。力的大小与方向有一个变了,力就变了。新世纪中国外交最大的变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国家实力的崛起。

那么,中国政府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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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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