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舞台是残酷的地方

昆曲快要灭亡了,我们得去救它,大家也就有一种使命感,一辈子没向别人要过钱,为了《牡丹亭》我到处化缘。

白先勇喜欢于是之、英若诚,“焦晃、濮存昕也很不错。巩俐基本上是个好演员,但要对她的戏。《十面埋伏》、《英雄》不讲演技,讲场面、手法,没办法……”

    5月的北京将迎来两个版本的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厅堂版《牡丹亭》的演出地点是拥有六百年历史的“皇家粮仓”南新仓,而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地点是北展剧场。
    4月8日下午,在北展剧场宾馆,前来北京为青春版《牡丹亭》预热的白先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今年7月将迎来七十大寿的白先勇先生两鬓霜华,但神情轻松,快人快语,说戏快,入戏也快。

    5月的北京将迎来两个版本的昆曲《牡丹亭》的演出。去年9月青春版《牡丹亭》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演3场,当地媒体把当时盛况与梅兰芳1929年访美造成的轰动相提并论   许培鸿/图


为《牡丹亭》到处化缘
    1950年春节,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到通知:毛泽东亲自邀请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等演出《牡丹亭·游园惊梦》,并点名要看“堆花”舞。几位艺术家大喜过望。任务紧急,著名表演艺术家马祥麟率领16名青年演员随即投入“堆花”舞的排练。
    除夕,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入神地看着戏,不时轻轻摇晃着头,沉浸在昆曲的神韵中。忆及这段历史,当时的16名花神之一,现国家一级导演、北方昆曲剧院前副院长丛兆桓感慨系之:“那时候,昆曲已濒临灭绝,不少艺术家改行,主席这么早就关心昆曲艺术,而且非常内行,我们都隐约感到,昆曲的春天来了。”
    昆曲春天初露,就在“文革”中夭折了。
    2002年我见到了昆曲界的几位顶尖人物,当时他们已经退休歇业了。比如旦角张继青,老生汪世瑜,这两位老师傅年轻时就是唱《牡丹亭》出名的,张继青演杜丽娘,汪世瑜演柳梦梅。昆曲已经没落到谷底。老师傅走了,绝活势必被带走,我想说服他们出山。
    汪世瑜去台湾时,一下飞机,我就跟他谈,一直谈到半夜。我说你不出山,昆曲艺术就断掉了,你又没有徒弟。我刚好找到两个年轻人俞玖林、沈丰英,我希望他们能接班,这两位年轻演员是两块璞玉,一定要大师傅教他们。
    教昆曲一定要师傅手把手一句一句地教,所以我要他们按古礼磕头拜师。他们磕了头,正式入了师门,这些老师傅才把他们的功夫拿出来。以前他们是不收徒弟的,1949年以后昆曲界就没有收徒弟的规矩了。
    我的策略是选最好的——演员要最好的,剧作要最好的,灯光、服装、舞台设计都要最好的,我们集合了台湾一流的创意设计家投入这部戏的制作。连剧中杜丽娘那幅写真,我们也邀请画家朋友奚淞绘制了一幅粉彩美人图。可以说我们集合了一流艺术家的智慧。服装设计王童是位著名导演,台湾电影金马奖评委会主席。我们找王童时,他在搞自己的一部电影,一个投资四五亿台币的项目,他都放下来,替我们设计两百套衣服。而且是义工,不算钱。我后面有一群昆曲义工,我跟他们讲,昆曲快要灭亡了,我们得去救它,大家也就有一种使命感,不计较酬劳了。
    开始的时候没什么钱,都是我去筹钱,一辈子没向别人要过钱,为了《牡丹亭》我到处化缘。
    首先是这个故事打动我,那种生生死死的爱情。每个人都有一种神话的爱情和理想,我想《牡丹亭》就把这个境界提高到这种地步。汤显祖说,爱到死去还不够,还要爱得活过来。我说,《牡丹亭》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爱情悲喜剧。


《牡丹亭》之“幽媾”  许培鸿/图


    昆曲有七百年的历史,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有大量的文人、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投入创作,它的表演方式和音乐等各方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精确、精美、精致,这种风格能几百年传下来,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做青春版《牡丹亭》,应该把传统的、最精髓的表演部分留下来,但是要赋予它现代、青春的面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昆曲的美学主要是抽象、写意、抒情、诗化的,我们按照这个美学思想去设计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舞台虽然有一个投影,但是上面的画片都是写意、淡雅的,我们利用现代的舞台把古老的感觉恢复起来,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幕后我们下足了功夫。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制作昆曲《牡丹亭》。汤显祖原作55折的剧本,架构恢宏,剧情曲折,上两次演出,只见一斑,编演一出呈现全貌精神的《牡丹亭》一直是我多年的梦想。这次我也参加了删编剧本的工作,我和编剧小组的其他成员认认真真琢磨了5个月,把55折的原本,取其精华删减成29折,分上中下3本,3天连台演完,从第一出“标目”,演到最后一出“圆驾”,基本保持了剧情的完整。
    现代剧场有现代剧场的法则,现代人不像明清时代的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戏。现在你就要在两三个小时以内把戏演完,这是个大考验。我们去北大百年纪念堂演出时,北大教师跟我们说,你们来演这个戏,我先跟你说,学生看不上眼会走人的。我说不会走的,结果真没有一个走的,看到第三场还在加位子,2200个位子,还在加,还要加到前面去,简直是盛况空前。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为它疯狂?我想,因为他们看到了美,感受到了情。在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女孩子,看完《牡丹亭》以后找到我,很严肃地讲:白老师,看过《牡丹亭》以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牡丹亭》在美国演出,很多华侨都掉泪,兴奋得不得了,简直疯狂。
    自2004年台北首演至今,《牡丹亭》已上演99场,即将在北展剧场的演出将是第100场。此次北展演出是第四度进京,100场的演出在当代昆曲演出史上是创纪录的。
    每一场都爆满,不是爆满也是九成。涵盖的观众有15万人次左右,观众的成分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青年观众、大学生。传统戏曲,又是连续3晚9小时的大戏,有这么多的青年观众来看,可以说是破天荒。
    舞台是很残酷的地方。残酷在哪?就是容不得一点点破绽,一点点都不行。舞台上一点不对,下面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舞台的魅力在哪儿,难度就在哪儿。
    好的演员哭之前,首先要慢慢酝酿,到了那个时候,眼泪才能掉下来,早不得,晚不得,就是那一刻。


曹禺那是金字塔尖儿
    白先勇最早接触戏剧,靠的完全是耳朵。他12岁时听到了话剧《雷雨》,周萍的故事让他在很多雨夜感觉惊恐。
    那时候白先勇体弱,肺病使他处于幽居状态。很多时候,白先勇就通过收音机听话剧。
    耳朵之后才是眼睛。“那时候上海的百乐门不仅是舞厅,还是个很有名的西餐馆,楼上可以吃西餐——我们也在上面吃过西餐,下面就是跳舞的。跳舞小姐姗姗走过来的婀娜多姿的样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白先勇抓住了旧上海最后的繁华,也看着它在自己手中渐渐凋落。
    我最早看到的话剧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顾兰君主演的。顾兰君是上海人,从小就进入歌舞团演出,1930年代是明星公司的当红演员,曾主演过《上海二十四小时》、《貂蝉》、《武则天》等片子。经常是母亲带我们去看戏,有时候是家里的阿姨带着去。那个剧院现在叫“长江”,以前叫“卡尔登”,是个很精致的剧场,当时那里演话剧、歌舞剧,也演电影。
    当时我还小,有戏看就好,有戏就爱看。那时候,在卡尔登剧院还演过话剧《雷雨》,1930年代的版本,我看过。
    1987年,我编剧并制作的话剧《游园惊梦》由上海青年话剧团排演,有意思的是,那出戏就在卡尔登剧院上演,就是我小时候看《风雪夜归人》的剧院。
    我觉得戏剧是对人心的一种美育。
    从话剧而言,它诞生一百年了,有很多值得记住的戏剧。从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喜欢于是之演的老《茶馆》。1987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时看了那出戏,哎哟,真的是北京味道,京味十足,于老先生的功夫很是了得。后来我还看过英若诚演的《推销员之死》,看过濮存昕演的《风月无边》,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好的话剧还是要抓住观众,要有情,你要用情动观众的心。话剧很多时候都是人保戏——要看演员的,剧本再好,演不出来有什么用呢?有时候剧本不一定是一流的,但那个演员一上台,从头到脚都是戏,这就够了。戏曲也是如此,有时候有些剧本并不怎么好,但那个演员好,你听他唱就行了,好的演员就把你整个征服了。演员不好真的不能看,话剧演员不好,一台戏就僵掉了。
    演员就是戏剧的精华部分,这跟电视、电影不一样,在舞台上,一个好演员就让你过瘾了。什么是好演员?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抓住观众跟着他走。像于是之、英若诚那种演员,还有焦晃、濮存昕也很不错。这些演员,你摆不脱他的魔力。话剧的魅力就在这儿,你被那个演员逮住逃脱不掉,好演员真过瘾。
    大陆的戏剧家里我认识于是之、曹禺、英若诚。在我看来,他们都是金字塔的尖端人物。1980年代末,曹禺去美国访问,我们见过面。他的《北京人》写得很好,但是不大演,不知道是什么道理。《雷雨》和《日出》大家都知道,《北京人》反而演得少,《北京人》写得真是好。
    高行健我也认识,我看过他的实验剧《野人》。他受西方现代潮流影响比较大,《野人》演出时,正是现代艺术进入中国的时候,我想他是前卫戏剧的一个代表。我看过他的《绝对信号》,也是实验性很强的一部戏,里边有他的个人信息,有他要表达的一些东西。他的戏并没有让我感觉惊讶,因为我在美国、台湾看过很多前卫戏剧。


1982年,话剧《游园惊梦》在台北上演,白先勇与女主角卢燕(右)、归亚蕾合影留念


    至于演员,我很喜欢卢燕,我的话剧《游园惊梦》就是卢燕演的,演得真好。在台北,在1982年,《游园惊梦》演了10场,10场爆满。归亚蕾也很好,那一群演员个个好,他们自己也会唱,我那个话剧很特别,有昆曲,又有京戏在里头,因为剧情需要,他们演得非常到位。我还喜欢秦怡、石挥、孙道临,那些老演员,电影和戏剧都做得好。在欧美,很多著名电影演员也都演话剧,演戏更能见出表演的功力。
    巩俐也是舞台剧出身,章子怡也是,我看过她们的电影。巩俐基本上是个好演员,但要对她的戏,给戏给对了,演得就好。我看过巩俐不少电影,比较喜欢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活着》,那些角色,巩俐演活了,非常自然。《秋菊打官司》中的那位北方乡下女人,演得真好。章子怡,我喜欢张艺谋拍得很早的一个片子,《我的父亲母亲》,感人至深。
    后期《十面埋伏》、《英雄》我看了,不讲演技的,讲场面、手法。没办法,现在电影是好莱坞的天下,全是大制作,全世界的票房都给他们扫走了。好莱坞的那些大电影我都不大喜欢看,当然它也有很成功的,像《教父》、《铁达尼号》(《泰坦尼克号》),哟,票房是不得了,制作得也很好,也蛮好看的。

英格丽·褒曼,她牵着你
    白先勇在纽约住了四十年,常常琢磨他们怎么制作电影,怎么制作戏剧,连幕后幕前的花絮都不放过。白先勇把他对戏剧观想的经验,带进任教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部,带进台湾。
    1982,白先勇出版《游园惊梦》剧本,远景出版公司印行,并演出《游园惊梦》舞台剧。
    1983,《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改编电影上映。
    1985,《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玉卿嫂》电影剧本出版,远景出版公司印行。《孤恋花》改编电影上映。
    1986《孽子》改编成电影在台湾上映。
    1987第一次回大陆讲学,并与谢晋商讨电影剧本《最后的贵族》的编写与拍摄。
    1988《游园惊梦》舞台剧在广州、上海演出,由广州话剧团、上海昆剧团、上海戏剧学院等联合演出。同年此剧又赴香港演出。
    《玉卿嫂》改编电视剧上映。哈佛大学上演《孽子》改编英文剧,公演7场。
    1979年,在纽约百老汇街区一家剧院,我看过英格丽·褒曼与亨弗瑞·鲍嘉合演的《卡萨布兰卡》,看过英格丽·褒曼与另一位巨星加利·库柏联袂出演的电影《战地钟声》。英格丽·褒曼演出时已是癌症晚期,先后动过两次手术,切去了左右乳房。两次手术并没能根除病灶,癌细胞已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在那部话剧里,只有英格丽·褒曼一个角色。
    她饰演一个被男友抛弃的女人,她的爱情死了,精神面临崩溃。从始至终她都是在打电话,通过电话倾诉。女主角内心的无助、绝望和创痛,通过电话的倾诉被表现得惊心动魄。
    她牵着你,她的举手投足你都会跟着。她就有这个本事,你忘记她是演员,忘记她是演戏,她好像就是那个伤心绝望快要崩溃的女人。
    那时英格丽·褒曼七十多岁,在美国她很少演话剧,但当时电影演员很看重话剧表演。对她们来说,要是没演过话剧是很大的遗憾。
    除了英格丽·褒曼,我还看过费雯丽和马龙·白兰度演的《欲望号街车》,费雯丽也是舞台和电影两栖,她的丈夫劳伦斯·奥利佛也是。洛杉矶有一个很有名的专门训练演员的基地,玛丽莲·梦露就是在那里接受表演训练的。
    除了在纽约百老汇大街看戏,我还去伦敦、柏林,只要有戏剧的地方我都会想办法去看。
    经典一定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能触到人性人心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过时。
   话剧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在美国看过好多话剧,英国也看过。我们的话剧与西方的话剧相比,肢体语言有很大差别,西方演员的肢体语言表现得非常丰富,有着很严格的训练。
    欧美的戏剧标准很严谨,服装、灯光、选角、排练,甚至于一张海报,都很专业,都严谨得不得了。他们不准记者随意拍照,主角都有标准照,他觉得哪张最好就发哪张;他的海报往往就选出最好的一张,全世界流通,像《歌剧魅影》的海报,带面具的那个,全世界流通,一讲就是那个形象,已经成了符号。西方的戏剧制作特别讲究定位,他需要想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观众,要与观众充分接轨。
    我听说,大陆的话剧,除了人艺这个老招牌,别的剧院生存都很艰难。话剧跟戏曲一样,面临各种困难,怎么把观众抓住,这不容易。不要说大陆,美国百老汇也是,在百老汇上演新话剧,想要连续演一个月也很难,除非你是名剧,他们现在是音乐剧当道。
    好在他们剧场多,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剧院,有很多剧团,他们还是能生存下去,他们有戏剧的传统,美国人有看戏的习惯。各个大学里也都有自己的剧场,有戏剧系,有戏剧系就有剧场,有戏剧系就有创作,就可以自己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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