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这四年

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悄然偃旗息鼓,关注更多地转向研究导致“中国奇迹”的原因何在。

  从2003年3月,到今年3月人代会召开之际,本届政府已成立四年,尽管还有一年任期,但其政策走向、施政路线、思维逻辑已在过去四年内清晰呈现。本报记者通过对四年来中国政府工作和中国政治、社会现实的梳理,力图还原出这四年的逻辑与走向,并对四年后的政府工作予以冀望。


■ 两个“保八”背后不同的经济图景;
■ 四年来相对偏重城市、偏重沿海、偏重精英的政策得以调整;
■ 四年来持续不断地拉近与弱势群体的距离;
■ “中国经济崩溃”论偃旗息鼓;
■ 中国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决心依旧

    2007年3月4日,众多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新闻发言人姜恩柱提问。 陆欣/图


经济:两个“保八”背后的逻辑
  2007年3月5日,当温家宝第四次站在2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面前提交工作报告时,细心的人们发现:
   一年前,温总理给2006年定下的经济增速为8%,而GDP实际增速达10.7%,创4年来最高。此次,面对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任期,他仍然将经济增速锁定在8%。“保八”是本届政府的坚持。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前届政府。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运行艰难,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亦提出了“保八”的目标。“保八”成为当年关键词,而当年经济增速为7.8%。
  同样是以8%作为关节点,上一届政府希望增长要快一些,而本届政府希望慢下来。这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周期与规律的最好证明,同时,亦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与所处环境近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温总理指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经济增长要考虑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保护环境”。从“保八”亦可以看出,温总理对优化经济结构和保护环境这两个核心经济诉求的执着与坚持。
  这让人联想到在2003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对自己的评价:“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等经济学家看来,过去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经历的又一轮“黄金周期”。在过去的4年中经济快速发展,广大民众明显受益。整个社会活力倍增,人人都想创新和干一番事业。
  的确,除了这4年又快又平稳的GDP增速外,被经济学家们广泛看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如果以2002年的数据作为基准点,那么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50%以上,就连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增加了30%以上。并且,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3年增幅超过6%,这是自1985年来的第一次。数据实实在在地显示,这几年,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民众均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
  另一个令人欣慰的变化是,金融改革终于“破冰”,并迈出实质性步伐。长期以来,令国内外普遍担忧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呆坏账,这曾使人寝食难安。
  事实上,改革在1999年就已进行,当年成立的4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4大国有商业银行高达1400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温家宝继任总理后的2003年,不良资产比率仍高达25%。就是在那一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指出,“根本解决银行的问题在于改革,在于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并且创造条件实行股份制。”
  温家宝多年来兼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当温总理在4年前回答此问题时,他对金融改革的目标和方法应成竹在胸。
  在过去的4年,中国金融改革明显加速,建行、中行和工行相继在境内外成功上市。工行总市值曾一度傲视全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对国有商业银行信心度发生根本变化。
  在2007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终于降为7.3%,比2001年底的25.4%下降了18.1个百分点。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能支撑“黄金四年”判断的其他迹象还包括:虽然内需仍显不足,但居民消费已悄然转为以住房和汽车为主体,从而显现出消费升级的明显趋势;在上游原材料明显涨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这一两年来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表明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企业治理结构有了明显改善。
  所以,虽然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未到位,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的改革尚需突破等一系列难题,但近4年来,中国经济的“成绩单”之好仍超出了大多数分析人士的预期。
  另外,除了经济发展自身的周期性以及加入WTO后超出预想的成效外,政府推动行政改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有着悠久计划经济传统的中国,尽量减少政府和权力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让各市场主体充分地按经济规律运作,进一步焕发了市场活力。这几年的多轮宏观调控措施,也大体上采用了货币、税收等市场手段。
  另外,政府选择在金融、农村等关键的一两个领域集中资源着力进行突破,也是有所取舍后的精心选择。


民生:倾斜与平衡成为核心
  如果说,本届政府经济改革相对低调的话,在社会政策实施上,却大张旗鼓、着墨甚多,并力图通过在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政策上的突破,充分体现出本届政府以及领导人的理念,那便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扶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该尽的公共服务责任,以尽可能地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补偿”一词,是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驻中国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在评价本届政府这4年施政时,想到的一个词汇。
  “我感觉,对自1990年以来,相对偏重城市、偏重沿海、偏重精英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对在前些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相对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群体、地区与部门作出一定的弥补与平衡,这是本届政府4年来最明显的趋向。”丁学良说。
  事实上,中央政府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举措,令人印象深刻: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口号,并采取全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方式,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大力扶持。
  继上届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对沿海以外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扶持。
  对教育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将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全部免除,以实现让每个孩子都上得起学的宏伟目标。在今年的“两会”上,又提出要恢复对师范生实行免费教育。
  在医保政策大讨论之后,酝酿着在2007年推出以全民医保为目标的新医改制度。
  中国军费开支连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用于改善军人工资待遇,提高士兵和军官的津贴……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大额倾斜与投入。比如,仅在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便达3397亿元,接近全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0%。
  在中央财政对“三农”大力扶持下,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江西于都和湖北荆门的多名乡镇党委书记向记者表示,在国家免除农业税并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后,这几年来,“农村的干群矛盾得到明显缓和,乡镇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
  当然,在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国际摩擦、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明显过大的情况下,这些新举措的推出,既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治目标,也包含着尽快启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市场,以从根本上促进内需,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意图,可谓“一石二鸟”之策。


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在2002年年中,也就是本届政府组成前半年,本报曾刊发记者马克的文章《中国经济:在崩溃还是在成长?》,其时国际上正在流行“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水分很多,面临崩溃的危险。
  关于中国统计数字的争论,一度是国际热门话题。为此,2005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当年底,经济普查的数据向外公布。结果,一些省市的统计数字确实明显缩水,然而,整个中国的GDP却出人意料:
  普查的2004年实际GDP结果,足足比统计数字还要多2.3万亿元。为此,中国2004年的GDP增速反而由最初公布的9.5%调高为10.1%。这一结论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数字不是水分的问题,而是可能有漏报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连续4年的高增长,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悄然偃旗息鼓,经济学家的任务更多地转向研究导致“中国奇迹”的原因何在。
  然而,中国经济持续繁荣背后到底有没有隐忧?如果有,隐忧何在?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虽然仍存在一些隐患,但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为什么在经济连续4年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普遍提高的大好形势下,社会各阶层的分歧反而进一步拉大、各阶层对现实的浮躁情绪反而有所增长?为何所谓民企原罪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物权法以及房地产问题会引起全社会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甚至引发对整个改革方向与正确性的争论?
  争论或许表明,民众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和政治人。单凭经济的高增长可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构建一个更合理、更有效、更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此过程中,政府自身的建设与变革至为关键。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即把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作为自身的目标。2003年春突如其来的SARS,一度造成了一场严重的公共治理危机。在此严峻而关键时刻,政府果断决策,采取有力措施遏制疫情,并以对信息进行公开与透明处理的方式,迅速扭转了局面,最终赢得胜利。在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中,亦对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迅速进行了问责。
  不过,如何使在对抗危机中的那些经验成为常态,亦有赖于更为有力的建设与变革。
  本届政府在“廉洁政府”的建设上亦着力颇多,不惮于将反腐利剑直指高层官员。在施政4年时间里,即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本届政府组成机构与直属机构主要官员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查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强。但是,如何在个案处理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构建起对权力运行与行使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与制度,这一难题仍待求解。
  2007年2月底,就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长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与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这篇全面阐述中国当前内政外交政策的文章迅速引起普遍关注,但也有个别海外媒体,根据其中“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语句,从而得出这表明“中国在100年内都不打算搞政治改革”的判断。显然,这实属不了解中国特有的政治格局与话语特点的无端指责。
  恰恰相反,这篇文章明确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当前,我们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分析家认为,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对此发言,表明中国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与决心。在本届政府即将进入最后一年、党的十七大亦即将召开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同时又令人期待。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繁荣能否更持续,社会能否更安宁,人民能否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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