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于光远的交往

我心中的于老，人格独立、心性坦诚、学贯两科（龚育之语）、智慧超群，是一位永远不停思考、不止写作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

我同于老相识较晚，交往也不长，到现在只有十来年。听说他的名字，却要早得多，已经三十多年了。

对于194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于光远”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我是1958年生人，1970年代后期才知道于光远。大学里有一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用两本教科书，一本是徐禾主编的；一本是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于、苏这本是资本主义部分上册。这门课开了一年，课程都结束了，又给我们补发了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下册。那个时候的书不兴印作者简介，所以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多的情况则不甚了了。年长的同学有些不屑：“于光远你都不知道？经济学家、哲学家！”他们是“老三届”，恐怕“文革”前就知道于光远的大名了。我是在“文革”中读的小学、中学，上哪儿去听说于光远！

不过，很快就不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于光远，还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文章。

初识于光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兴起思想解放运动，知识界、思想界空前活跃。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颇有些理想主义情怀，不像现在追歌星、影星、球星，关注的却是思想界的先锋人物。于光远是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观点和看法独到而尖锐，令人瞩目，也不时引发“风波”，又因为“风波”，更加引人关注。

1988年，我到长沙蓉园参加“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见到了于老。当然，他坐在主宾席，我坐在台下，只是远远望见。于老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发言，提出一个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学说。当时，十三大开过才一年，理论界、学术界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十三大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于老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有必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提出以后几十年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于老还告诉与会者，他正在写一篇《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文稿，大约有五六万字。

于老这次的发言和尚未发表的文稿，都关涉历史，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作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的于老，还在研究历史。我是研究中共历史的，这样的观点从未听说，所以格外有兴趣。我绝想不到，多少年以后，就因为研究中共历史，我认识了于老，而且竟以同一个题目与他有一次“合作”。此乃后话。

“籽粒苋谈话”

1996年是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举行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邀请参加过八大的老同志写回忆和纪念文章。于老是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