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媒体,就是善待从政者自己

癌症患者的病灶发现越早,治愈希望越大。媒体监督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作用,就是不让病灶拖到晚期。说到底,就是尽可能保障从政者的安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最近敦促下属自觉接受媒体监督,他认为,只要媒体的批评有事实依据,就应该重视,而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
    李毅中这里阐述的只是一个常识。媒体只具有民事权利,就像李毅中说的那样,媒体不是中纪委,不是审计署,不是调查组,不具备侦查权。要求媒体提供法律事实,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求媒体每句话都对,这明明违背常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在多数情况下竟是一种常态。对批评报道吹毛求疵,即便你99句都对了,但只要你有1句是错的,就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已经成了反制媒体的一种常规武器。
    何以如此求全责备,完全用从政者不懂媒体规律来解释是说不通的。其实,他们并不反对一般的批评报道,往往只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他们才会无视常识,无视媒体规律,而防卫过度。
    不可以太岁头上动土,这是当下公共舆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毅中要求自己的部门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显得弥足珍贵。
    公民权利意识迅速觉醒,权力对权利的任何侵犯都可能遭到顽强抵抗,这是当下中国的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一些从政者对媒体的认识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不习惯公共舆论,不习惯压力下生存。
    这当然是缺乏智慧的表现。其实,公共舆论不只是公民权利的哨兵,对于从政者在利益上也可以带来增量。公共舆论往往导致多赢结局,从政者也可以是多赢中的一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最大的利益是安全,对普通人如此,对从政者尤其如此。不断曝光的贪腐大案,则反复提示从政风险值得关注。空气不好,人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如果空气不好的同时,环境又很封闭,空气难以流动,身体出问题的几率就更大。而如果一方面身体极容易出问题,另一方面又没有严格的体检,不知不觉中已陷于不救,这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媒体的功能是什么?媒体的功能可做多种分解,但就媒体与从政者的关系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打开天窗,把原本封闭的环境尽可能变得透明,让外面的徐徐清风可以吹进来,改善空气质量;再就是给从政者做严格的体检,谁要有一点点病变,都可以及时发现,然后进行集体会诊。
    这里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癌症患者的病灶发现越早,治愈希望越大。媒体监督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作用,就是不让病灶拖到晚期。说到底,就是尽可能保障从政者的安全。
    时时处处都有无数眼睛盯着,这确实是不自由,不自在,让人不舒服。但这对从政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呢?从政毕竟不同于别的行业,掌握了巨大权力的人,所处的决不是平常的环境,甚至可以说,决不是一个和平的环境,而往往充满了诱惑,布满了机关。而个人的见识总是有限的,难以应付那样复杂的局面。时时处处都有无数眼睛盯着,就仿佛保健医生贴身保护着自己,这难道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吗?
    之所以必须包容媒体,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媒体。真相和真理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通过艰苦的探索逐步求得。而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禁止试错,就等于禁止探索。媒体有权犯错误,才能继续挖掘真相;媒体有权说错话,才能继续追问真理。医生是经验型的,媒体也是经验型的,只能在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实践中成长。实践越丰富,经验越丰富,媒体才会越专业,越成熟。
    真正聪明的政治家,真正有现代气派的政治家,都是善用压力的政治家、善待媒体的政治家。他们把民意压力转化为自己进步的动力,通过媒体来吸取全社会的智慧,把全社会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养料。媒体之于他们因此不仅可以防微杜渐,救死扶伤,把从政风险减至最轻;而且可以为他们在政治上强身补脑,延年益寿。媒体的成熟和政治家的进步,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生态。没有成熟的媒体,就没有成熟的现代政治家,就没有成熟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善待媒体,就是善待从政者自己。(责任编辑 陈 敏)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