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也不现实”

杨敏之，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湖南省前纪委书记，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８年主政湖南反腐工作。因胆识过人，在全国纪委系统具有极高知名度。本报特邀请杨敏之点评孙湘隆的作为。

    湘隆的事情我听说了，包括他下面的陈正民被曾锦春“双规”的事我也听说了。
    我曾经说过，在一个地方，一般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在当时的体制下，对李大伦是没办法监督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官大的人？谁敢监督管自己的人？谁又敢坚持原则不唯上？很多腐败案的当事人都是一把手，李大伦在郴州可以称王，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孙湘隆真的凭自己的原则性和一身正气顶住了压力，那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话说回来，在现在的制度下，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这样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仅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腐败、抵御腐败，那肯定是不行的。旧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我认为这里至少有四个结：
    第一个是权力越位。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反腐败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没有边界是最大的祸害，而我们的权力之间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必然给寻租活动提供土壤和空间。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主体错位。除了必须依靠党的自律以外，还应该让人民也成为反腐败的主体，也就是党要唤醒人民反腐败。温家宝总理说，反腐败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第三个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从表面上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制，但是从结果上看，往往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
    第四个是教育失灵。从这几年的事实大家可以看到，教育不可谓不多，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却并没得到遏制。这说明，反腐败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人们的选择，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时，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等等。但是有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