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能否加入中国作协？作协“扩招” “80后”入会引争议

各地作协系统大规模吸收年轻作家、网络作家，发生在去年铁凝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郭敬明等人加入作协，诸多争议可以浓缩为两个问题：作家是什么，作协是什么

    10月24日上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驳回了“80后”作家张一一起诉中国作协的民事诉讼。为表达对中国作协吸收郭敬明、宋祖德等人为会员的不满，9月28日张一一到宣武区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张一一是9月25日在报纸上看到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的消息的——前一天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07年新发展会员名单。在1026名申请者中，共有439人通过评审程序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这439人中，包括张悦然、李傻傻、郭敬明、蒋峰等10位198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最年轻的是18岁的广东奇幻小说作家王虹虹。
    事实上，加入作协的“80后”远不止上述10位，此前，湖南、杭州等地作协早就开门揖少了。

作协成了“老人会”
    “作协太衰老了。”赵长天感叹，他在上海作协工作了22年。22年里，除了副主席之外，赵长天还当了4年书记处常务书记、8年秘书长。作为《萌芽》主编，赵长天堪称诸多“80后”作家的推手。前段时间上海作家协会换届，负责日常事务的他看了看会员名单，发现50岁以下的会员数量很少，驻会专业作家里年纪最小的须兰也快40岁了。开大会时他在主席台上往下看，“很少看到神采飞扬衣着鲜艳的年轻人”。
    何立伟把作协、文联开会称为开“老人会”。身为长沙市文联主席和湖南作协副主席，他感觉不管是文联还是作协，会员都是1980年代入会的老面孔。“一个会来了500人，其中400人都是1980年代加入作协的。”
    在赵长天和何立伟的记忆里，莫言、余华、苏童那拨“先锋派”集体入会以后，近20年里，文联和作协系统没有太多新鲜面孔加入。各地作协系统大规模吸收年轻会员，发生在去年铁凝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
    2006年11月12日，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谈及“80后”作家时她说：“‘80后’很多作家的知识储备、艺术表现力都远超当时的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小孩看，文学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应该有大格局、大气象，以更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去关注他们。”
    铁凝对“80后”作家示好以后，中国作协对“80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年4月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发起主办的青年作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张悦然、春树、郭敬明等近30位年轻作家收到中国作协的邀请，他们赶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健、高洪波、胡平等人在鲁迅文学院就“80后”的现状、文学创作进行对话和沟通。在座谈会上，作协方面对年轻作家们表示，欢迎他们加入作协。
    有媒体报道韩寒收到了邀请，但因比赛日程耽误没有参加。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韩寒称，“我对此完全不知情，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参加这个会。他们怎么能够对媒体编造我要去开会的新闻呢？为了给他们留一点面子，我也没有发表声明去戳破他们的谎言，就让他们自得其乐吧。”
    参加会议的李傻傻记得，他们去北京的往返机票、吃住全部由作协承担。在开完会以后，他们还乘车去中国作协参观。当他们到达作协大楼前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等人在门口迎接他们，大楼门口还挂上了欢迎他们的红色横幅。
    从北京回来以后，李傻傻、张悦然等参加会议的部分作家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高级作家研讨班的录取通知书，邀请他们去北京就读，该班的培训长达5个月，性质为全脱产就读，学费、吃住由作协承担。因工作太忙，李傻傻放弃了这个学习机会。
    此外，张悦然和她的同学们还将参加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历史上，5年召开一次、有“小作代会”之称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曾对文学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中国作协针对“80后”作家群主动抛出了“橄榄枝”，赵长天认为这十分必要：“起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艺术创作这个领域一定要有新面孔，一定要有年轻人加入，这样才有活力和生命力。当年我和赵丽宏、王安忆、陈村，还有后来的孙甘露、须兰都很年轻的，都是30岁左右。”
    赵长天所在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去年末与市社科院一起推出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从全国五十多名报名的作家范围内，挑选了戴来、乔叶、雪漠、王新军、温亚军、那多、小饭、苏德等23位创作较活跃的青年作家。学员那多、小饭、苏德上这个班的理由是“能够多认识一些人，多结交一些圈子里的朋友，有张文凭也没什么不好的”。
    学员在上海就读两年期间，学费、住宿费、膳食费等费用全免，还可享受各种国家工职人员待遇。优秀毕业生将能调进上海，在上海作协系统内部就业，使得写作成为一份长期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

“作协没给你坏处”
    对作协伸出的橄榄枝，还有种种看得见的好处，除了玩赛车的韩寒外，游离在作协之外稍有知名度的作家都选择了加入。成为上海作协签约作家后，小饭每个月能拿到作协给的1000元生活补贴，他看重的是身份：“进入作协是我的理想，因为有那么多自己尊敬的作家在里面，而且也是一种肯定。”
    张悦然对南方末记者说，写作是很孤独的事情，加入作协是因为“有一种归属感”，能够和其他作家进行创作交流，这一点对作家很重要。
    和他们一样，匡瓢大哥这些网络作家在意的也是“身份”。和他们开会交流过的何立伟说，网络作家在网络上点击率再高，读者再多，他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被承认。匡瓢大哥们加入作协，有一个组织容纳他们，给他们发证件，等于取得了社会身份的认同。
    在报社工作的李傻傻认为，体制无所不在，市场也是一种体制，我们都寄生其中。作协并不是一个有害的组织。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与作协接触，在他眼里，加入作协跟加入QQ群差不多，选择潜水、聊天或当管理员、泡妞，完全取决于自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协自身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除了中国作协和有些省的作协有独立编制外，一些作协只是省文联属下的若干协会之一，省会市和地级市作协都挂在文联下面，除了直接办事的秘书长两个人外，几乎全都是业余兼职。就如赵长天所言，作协所有的资源就是有这么一个机构，最有名的作家、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作家，都还是作协的会员，这些人也是资源：“作协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开个玩笑，作协的领导想要贪污可能都比较难，因为没人给他行贿。”
    赵长天认为，现在作协的动机、目的很清楚——为作家提供服务，而不是管作家。从行政上来看，作协主席是作协负责人，但和其他单位一样，负责作协日常工作的都是党组书记：“现在党和政府逐渐了解了文学规律，作为管理者，它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比如政府创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它绝不会强迫某个作家写作，而是让你自愿参加。我觉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政府采购，完全是你情我愿的事。现在有些人，想拿这个好处，又不愿意干这个活，然后就骂作协。这就没有道理，它只是不给你好处，它没给你坏处。”赵长天说。
    在何立伟眼里，作协就是一个“作协院子”，这个院子名义上是一个民间社团，却有官方编制的身份，靠政府拨款养了一批行政人员和几个作家（批评家），办了几本文学杂志，偶尔搞一些文学评奖、研讨和采风活动。
    “作协的权力属性和在意识形态上的作用在淡化，靠政府拨给的经费搞搞文学评奖，发展会员，给优秀会员办一些作品研讨会，再配合政府需要搞些订购生产。它对个人的文学创作没有任何作用。”何立伟说。
    “1980年代以后，作协的意识形态功能有很大淡化，但党和政府对于文学不可能没有要求，毕竟它是一个由政府拨款养的机构。”赵长天说。
    也有机构对作协意识形态方面工作不满意，比如河南省委宣传部干脆自己组建了一支专业作家队伍，专门招收愿意从事主旋律创作的作家，给编制，给钱，提供优厚条件，这无疑也是市场经济时代文艺创作的一个新产物。
    赵长天认为作协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个社会发育还不够健全，西方有很多私人基金会扶持文学创作，现在我们国家只能由政府扶持——社会的一些功能，政府代行了，这个代行做得好不好，大家可以评判。”

郭敬明出了道难题
    就像当年刘晓庆破格加入中国作协一样，郭敬明破格加入作协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中国作协的历史上，和他们一样破格加入的还有《伤痕》的作者卢新华和《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他们都是靠一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力而破格加入中国作协的。
    郭敬明何以破格加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孙德全介绍，在具体操作上，从1980年代起，中直、国直机构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前提是省作协会员，出版过两本书或者发表一定数量有社会影响的作品。
    郭敬明出版的书早超过了两本；介绍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的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和身为中国作协会员、评论家的陈晓明；郭敬明入会得到了中国作协书记处会议批准。
    1987年刘晓庆加入中国作协也是依据同样的程序和标准。1986年12月6日，当时还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的刘晓庆，在电影局的李文斌陪同下，拜访了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
    在这次会见中，刚刚看过《芙蓉镇》和刘晓庆发表在《文汇月刊》上《刘晓庆就是刘晓庆》的夏衍对刘晓庆非常赞赏，主动提起了她出版的《我的路》，并表示对她强调个人奋斗的支持和肯定。
    刘晓庆对夏衍说，“我现在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加入作家协会。我这个人任性惯了，很怕受到集体约束。有一段时间我接触了几位作家，发觉他们的思想与见识都是高层次的。于是，我便有了这个愿望。”继黄宗英、新凤霞之后，凭着《我的路》和其他一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1987年，刘晓庆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据白烨回忆，为欢迎刘晓庆的加入，当时中国作协还专门开了一个欢迎会。作协的一位负责人在会议上表示，刘晓庆成为会员是中国作协的“荣幸”。这句话后来引来了许多作协会员的不满：刘晓庆加入作协应该是她本人的荣幸，怎么反倒成了作协的荣幸？
    和刘晓庆一样，郭敬明入会的消息公布以后，引发了作协和作家标准何在的争论。与刘晓庆不同的是，有人怀疑刘晓庆的作品是幕后枪手写的，而郭敬明的作品则存在模仿和抄袭嫌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对这次加入中国作协的张悦然等人没有意见，却强烈反对郭敬明的加入。“中国作协早就吸纳年轻作家了，但我强烈反对被法院判定剽窃的郭敬明破格加入，他在加入作协的申请表上把法院判定抄袭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作为申请入会的资格，而且说‘加不加入作协无所谓，我得到重视、得到认可了’，这样一个人居然进入了中国作协的门！这等于告诉年轻人，你们可以抄袭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陆天明们的强烈反对和批评，郭敬明的介绍人王蒙辩解说，“郭敬明之前是否抄袭和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成为作协会员，只是说你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事实证明你有能力胜任。能写书、出书，有读者看，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我看过他的书，觉得他有才气。”
    另外一位介绍人陈晓明认为，“年轻人做事总有疏漏的地方，我们应该以关怀、教育、培养、帮助为主，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陆天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不能接受王蒙和陈晓明的辩护。“王蒙说得对：我们不选道德楷模，不选劳动模范。但是对于一个有社会影响的作家来说，你的重要的作品是抄袭别人的，这一点是最致命的。选一个会员加入作协，你的每一部作品都要独创的，你抄袭剽窃了以后就不是作家了。我计较的是这点，法院判定他抄了他还不认错，还振振有词。中国作协少一个郭敬明就活不了吗？就这样一个人，我们中国作协认可他。作协这么做本来是想讨好年轻一代，但我认为这个事给中国文学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几年前，陆天明曾经参加过一个全国书市，看到出版过郭敬明作品的某文艺出版社领导在图书订货会主席台上，当着几百位经销商的面给郭敬明鞠了一个90度的躬，感谢他把作品放在自己的出版社出版。
    陆天明不理解今天的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被郭敬明粉丝在博客里围攻的他一个劲地问记者，“是我错了吗？出版社为了商业利益，找到王蒙、陈晓明给郭敬明做介绍人，但他们也不糊涂啊，怎么就答应了呢？而且现在的报纸，只要有郭敬明的消息就大版大头照消息，报道他剽窃的时候都是大版的，不加任何批评的。”
    陆天明感慨说，已故著名作家叶蔚林，因为一个中篇小说《秋夜难忘》和山东作家尹世林《遍地萤火》相似，被读者发现在媒体上揭发以后，叶蔚林承认套用、抄袭了《遍地萤火》的一些细节，经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调解，叶蔚林在《小说选刊》上发文承认错误向尹世林道歉，并把两次发表《秋》的全部2000元稿酬转给尹世林。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合同书，确认叶蔚林《秋》文对尹世林《遍》文的抄袭行为。
    “当时大家都对他说，你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作家，只是抄了一个段落，不要难过、抬不起头，完全可以继续写。但他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心里内疚，自己就不写小说了。”
    “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有些作家反应很强烈，因为他们首先断定：郭敬明剽窃。我觉得这个结论太重了，没办法，这是法院判的。吸收一个剽窃者入会，就等于吸收一个小偷入会，问题就大了。”赵长天认为郭敬明是一个模仿者，他的作品都有很重的模仿痕迹。
    “作品模仿痕迹非常重的人入作协，可不可以呢？这么看问题分歧就不会很大了。郭敬明的问题是在整个作品结构上模仿人家，这样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其实有很多。我们新时期文学的很多作品都是从外国文学中套过来的，那时候没人说他们是剽窃，因为那时候的概念是：一字不漏地抄才叫剽窃。郭敬明倒不是一字不漏地抄，他把别人的东西消化了，变成了自己的。”赵长天说。
    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作家不太接受“80后”，认为网络写作不是文学。赵长天觉得文学的标准始终在变化：“不能说变化就一定好，但你不能轻易否定它。你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未来都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