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急行军后的调整巩固

　　1月19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1997年、2002年后，我国召开的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与上两次会议相同，本次会议依然保持了高规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与会者则囊括中央和地方的金融要员，以及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与上两次会议相比，这依然是一次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会议。

　　有所不同的是，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外部评价也经历了天壤之别。

　　10年前，正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次年11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着就要被卷入漩涡，图画的边上是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的下一个牺牲品。”英国《经济学人》在西方世界享有很高声誉，它的看法几乎代表了西方世界在那一个时期对中国金融的判断。

　　199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外界对中国金融强烈质疑的背景下召开。199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决定对金融管理体制施以大规模手术。人民银行成立了九个大区行，并把证券业、保险业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形成“一行两会”的新监管体系。同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开启了对国有银行的第一轮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

　　但直到2001年11月，在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美国金融家乔治·索洛斯语气依然悲观：“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那时，人们认为，在中国各个行业中，金融业垄断性最强，最没有竞争能力。中国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严重的也必然是金融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召开了 2002年的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

　　“过去5年中取得的金融改革成就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头十四五年取得的成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这样评价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截止到本次会议召开前，中国金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的确惊人。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中国概念”的金融股炙手可热，原本危如累卵的银行体系经过财务重组后，成为国际资本追捧的宠儿；中国的A股市场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后，成为全球涨幅最为惊人的新兴市场；保险公司在“国十条”的指引下开疆拓土，大幅放开投资领域，使中国人寿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尽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中国金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中国如何巩固已经取得了的金融改革成果？中国如何推进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中国如何面对快速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金融工作会议分外引人注目。1月21日，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请他为我们解读本次会议。

　　记者：本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已经披露，从披露的信息看，似乎没有什么意外之处？

　　巴曙松：没有意外的惊喜未必是中国金融业的坏事。金融业开放到今天，这个会议慢慢变成了一个不同部门沟通政策信息，对未来金融业发展进行规划、协调和沟通的制度性会议，而不再是过去那样决定激烈的变革方案的会议。

　　过去，我们在制度上存在重大缺陷，风险上存在重大隐患，因此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决策层拿出一个方案把这个问题全面解决，我们在过去的两次会议中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通过改革，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起来，现在进入了一个我称为“精细化操作”的年代。

　　回顾一下前面几届，第一次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刮到门口，到了第二届，2002年，我们已经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了，已经不是简单的应付型，而是面对问题去着手解决它。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成立汇金公司，动用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注资。这是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创举。如果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摆在面前，坦率地说，我想我们对金融改革的决心还不会那么大。看到周边国家的银行一夜之间倒了，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促使我们能够下那么大的决心，投入那么多的资源来进行国有银行改革。

　　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都已经看到，我就不多说了。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告别宏大的制度变革的时代，而转入精细化操作时代的时候了。这显然是一个进步，过去的金融创新总是冀望于开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堆在一个会上，希望能够解决它，相比较而言，现在也有这样的推动，但更多时候表现为市场的探索。政府对市场创新进行引导，然后把它规范化。

　　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开始有关的决策者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市场的推动下，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最终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市场的共同参与下完成了改革。试想，如果要等到金融工作会议开过才拿出方案，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记者：本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当前及今后要着力抓好六大方面的工作。应该如何理解这六个方面？

　　巴曙松：温总理提到六个方面的工作方向，我想可以概括成三个关键词：调整巩固、补白、开放。

　　首先是“调整巩固”。在过去5年里，以中国银行业改革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改革，它的推进速度非常快，甚至可以说“异常迅猛”，不身在其中就很难体会其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评价是金融改革在过去5年的进展比改革开放头十四五年在金融方面取得的所有进展都还要来得多。

　　举银行业的例子来说。过去中国的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自主权，银行就是一个准政府机构，经营管理能力落后，坏账很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在这样差的一个基础上，要在2006年年底前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和国际银行竞争的银行体系，不采取异常激烈的推进过程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激烈的推进过程中难免会留下瑕疵，留下一些还不到位的地方，我想这正是下一阶段金融改革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调整巩固。

　　第二是“补白”。改革原来瞄准了矛盾尖锐、冲突比较大的部分——主要是占据金融资源80％的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占据了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把它稳定下来，整个体系的运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此改革要先从它开始。那个时候，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革就被暂时搁到一边，现在我们就要来补这个方面的 “空白”。

　　从学术上讲这叫“金融资源的均衡化”，要从开始的单极突破向均衡方向发展，通俗的讲就是要“补白”，要实现城市和农村都均衡地获得金融资源，改变农村金融“失血”的状况。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解决一些结构性矛盾。从资本市场来说，一个均衡的资本市场是股票、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的混合体。此前，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股票市场，放在股票市场的注意力又主要集中在主板市场，而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不同规模的企业都可以无缝地从市场上找到融资渠道。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是债务性融资流动性泛滥，资本性的融资短缺，短期的融资泛滥，长期的融资短缺。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开放”。开放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金融发展。开放推动了中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下一步是要研究如何应对新的竞争形势。

　　记者：您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中最棘手的是什么？

　　巴曙松：我认为棘手的不是某一个具体方面的问题。中国的金融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分部门解决问题的时代，现在面临的金融问题绝不可能由某一个金融部门独立来解决，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依赖各个部门的共同协作。

　　比如目前广泛为各界关注的外汇储备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外汇储备问题和贸易顺差有关，商务部可能会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进一步拉动内需着手，而拉动内需又牵扯到如何降低高储蓄率的问题，储蓄率居高不下又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备有关。

　　记者：巨额外汇储备会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下一步产生什么压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巴曙松：外汇储备的增加当然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偿付能力，但是其带来的挑战也日益显著。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能会挑战货币政策的操作的主动性，增大对冲的难度，也会影响到债券市场的发展，加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最终还会加大支付央行票据等对冲工具的财务负担。因此，在下一步的宏观政策中，应当把应对外汇储备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进而促使央行的货币政策能够更为自如地对冲流动性作为宏观政策操作的主线之一，来进行部署和落实。

　　如果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趋势难以短期内扭转，改革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式，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效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包括总结汇金公司的金融重组和投资的经验，借鉴新加坡和挪威等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经验，组建专门的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的国家投资公司，以配合国家的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链接

　　金融改革要抓好六大工作

　　在本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当前中国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金融改革的发展任务十分繁重，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着力抓好六大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二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三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四是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五是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六是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企业内部管理，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