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过肚子吗? 大饥荒时代亲历记

那些年一共饿死过多少生灵,至今不知确数。从各种渠道搜得的信息看,有的说饿死的人接近于英格兰人口的总和,也有说像是又经历了一次日本侵华的浩劫

■往事与随想


    由猪肉打头,CPI蹿升再蹿升。食肆里却一样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服务生那程序化机器人式“欢迎光临”的招呼语依然嘹亮。店外,车马胼阗,锃亮的宝马和大奔们傲视着在车堆里尴尬觅路的行人。
    贵近鄙远,饥荒时代怕是已被尽忘。那些年一共饿死过多少生灵,至今不知确数。从各种渠道搜得的信息看,有的说饿死的人接近于英格兰人口的总和,也有说像是又经历了一次日本侵华的浩劫。从一滴水见太阳,对于当年的饥荒,在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和巫宁坤的《一滴泪》里,都有具体而微又相当忠实可信的描写,诸如在野地捕得鼠蛇立即饮血茹毛;形销骨立或浮肿得变了形的噍类幽幽走着,忽然一个趔趄,倒毙路旁……读者完全可以从中读出饥馑荐臻确是远“猛于虎”的。
    当然,那是大墙里边发生的事,对全社会未必具有典型性。笔者当年正读大学,尽管学生中也搞人分九等那一套(入学之处填写的第一份表格,就要求学生在27种不同家庭出身栏内做多项选择 —— 这么说来,应当是人分27等才对),吃食倒是一样的。成分再不好,学生毕竟是日后可用之才,所以校园里虽也时有浮肿病、妇女病等病例发现,食堂还是按时开门的,只不过荤腥剧减到每周一次,另加重要庆典日;而所谓荤腥,不是猪尾巴就是鸭子头。开荤那天可是人人翘首以望的。猪尾巴里的软骨照样嚼烂咽下;鸭子头更是美味,我们先是啃皮(包括喙上薄皮),继而剥离颈骨上附着的少量缕缕精肉,叼出喉管,再“哧溜”一声,啄出一对鸭眼。这时,鸭头已成骷髅。饕餮们的最后一招便是“咔嗒”一声,咬开天灵盖,用可怜鸭子的一小块脑髓大快朵颐。那时食堂吃饭实行取食划卡制度。有恶饿学生划过卡以后,用一种叫做“褪色灵”的药水,把那小小钩子符号化去,再到食堂领取第二份饭菜的;有跑到五角场偷偷从事粮票、布票还有什么饼干票、香烟票、火柴票等买卖的。后成D.H.Lawrence专家、现已移民加拿大的某位老兄,偷了学校的书去卖给废纸站,被同学抓了个正着。形格势禁,当年的党委书记(后于“文革”时自杀)倒也不主张过于为难这些犯事学生,作大报告时从不用一个“偷”字,说是“拿错了东西,还回去就是了”。
    正是饿殍载道之时,我们被派往崇明岛去围海造田。因为艰苦,女同学全部留校不去。劳动是高强度的割芦苇;生活是住窝棚,每逢下雨,除了在棚内用脸盆接漏,还得不断挪移地铺,免被打湿;崇明蚊子威震上海,来此一亲密接触,果然名不虚传,可以隔着厚厚的咔叽衣裤,把你叮咬得奇痒钻心,谁要是夜里非上茅房不可,后果可想而知。但是,崇明之行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一个“饿”字:一顿饭每人两个“黄金窝头”(由玉米等杂粮制成,故名)加上几片臭冬瓜,后者腌得极咸,据说因此才有“下饭榔头”之效。某日,笔者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割芦苇时失去准头,一镰刀在半统套鞋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内心一紧张,居然昏厥过去。幸有一旁的翟象俊兄(今日《大学英语》的主编)见了,赶来扶持,复赶往炊事班交涉,给我讨来一个窝头。就是这个窝头,把一阵低血糖对付了过去,留下我今天这条老命。
    后来,高层改弦更张,托他们的福,形势终于有了好转。但没过几天太平日子,说是又要搞运动了。这次的名目是“四清”。下到农村,大学师生必须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不得自带干粮,不得下馆子)、同住、同劳动。在农家搭伙,有的一日两顿,有的虽吃三顿,但是两稀一干,加上自己是客人身份,不敢随便添粥加饭,因此饔飧难饱,还曾有过一周恭无所出的难堪经历(上述翟兄与我同病相怜)。饿得慌了,偶遇去镇上办事的差遣,便偷偷溜进馆子打牙祭。记得要的总是大肉面。那肉往往是肥多精少,也不知闲置了多久,硬梆梆的,非像狗叼猎物时那样,甩头啃咬半天,才下得肚去。谁知我正聚精会神对付大肉的当儿,那厢支部书记恰好缓缓踱来,阴阳怪气地问一句:“又在违反‘三同’纪律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就是提醒今日的饱汉,在距今并不久远的从前,挨饿曾经是中国人极为普遍的经历,连“国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为部分解决倒悬,从当时仍属海外敌对势力的香港寄入内地的猪油、花生等邮包,也不禁止了。看着剔牙打嗝走出饭庄的食客,我又想起另一句古话:“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相信今人必然会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律,不但在礼仪修养方面,更在思想、信仰、担当等方面,大大超越我们这挨过饿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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