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慰安妇调查遇难题

“日本的法院想关闭这个大门,但我们认为他们是在亵渎法律,即使他们想关闭,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关闭。”

康健对调查唯一的要求是说真话    图 姜晓明

 

  关于律师康健如何踏入“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这条河流,媒体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描述,那是在1995年,康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与日本同行交流时,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希望中方律师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另一个版本则是,“在一片沉默中,康健不假思索地站了出来”。
  其实康健参加的是世妇大会在怀柔举办的NGO分论坛,当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大家都是坐着说话”。沉默的原因可以理解,论坛的主题是“婚姻家庭中的妇女权益保护”,那时的中方人员还不习惯“偏题”——而且是如此敏感的“偏题”。
  “的确是冷场,”康健回忆说,“冷了一会,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机械,就说了句,(慰安妇调查)作为一个法律事务来办,也不是不可以。”
  康健坦承,当时并未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当年年底,日本同行找到了她,并给她寄来了“写得很好”的针对日本政府的起诉书。
  于是开始跑,跑山西,跑南方,再跑日本,迄今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她参与了三起。
  2006年8月30日,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成立,康健任执行主任。从那时起到2007年3月,她和委员会的律师们奔赴全国各地,就日本侵华期间的“慰安妇”受害事实开展系统调查。
  而在接下来的200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的案件纷纷败诉或者被驳回,11起案件已经败诉7起。有论者说,在过半的败诉判例支持下,剩下的4起诉讼,败诉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日本最高司法当局首次以释法的形式,试图对十数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做最后的了断。
  “日本的法院想关闭这个大门,但我们认为他们是在亵渎法律,即使他们想关闭,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关闭。”康健说。
  7月初,调查委员会公布了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这是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

请您实话实说
  每次调查前,康健他们都会对坐在摄像机前的受害者说这么一段话:请您实话实说,您说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样的程序,80多岁的老太太未必懂,但他们一定会解释清楚。
  “给调查定个基调,接下来的问话就是平铺直叙。感觉不对的,或者受害者记不清的,我们不追问,想不起来就不说。”
  “你看我们的笔录,没有任何艺术色彩,但都是实打实的。”
  “问细节,问心理感受,当初的,后来的,一直到现在。”
  “我不是要打击你的积极性啊,不过,记者有时喜欢猎奇,但我们是不猎奇的。”
  “猎奇”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似乎更为严重。
  网上广泛流传的“关于慰安妇的通信”中,旅日电视人朱弘先生提到,南京已经过世的雷桂英老人在9岁的时候并未遭到日军强奸,“那是记者的‘创作’,也是老人迎合记者的结果之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由此把她‘公证’为新的‘日军大屠杀幸存者’,这符合了双方的利益。在老人一家来说,可能获得相关的救济;在大屠杀纪念馆,这是 ‘最新的成就’……中国挖到了一厢情愿的‘深刻的历史记载’,但在国际上看来,这只能使自己打败自己——再次打败自己。”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有待考证,康健本人也并不清楚这个故事,但她试图让这些饱受屈辱的老人进入一个“说历史的状态”,所以她特别看重团队的专业性。
  “要不带什么感情地去记录,”她顿了一下,又说,“有感情,但只能作为做下去的一种激励,调查时一定要冷静。”
  但是谈何容易啊。
  去年9月开始的调查,有律师是第一次参与,听了受害者的陈述,“手发麻,不停地抖,都记不下去。”
  哪怕是神经坚强如康健者,回忆起11年前调查山西“慰安妇”侯巧莲,仍忍不住直摇头。
  侯巧莲当年是跟她父亲同时被抓的,日本人当着她的面打她父亲,然后把她父亲塞到炕洞里,再在炕上强奸她。
  “她当时就跟我喊,我才13岁啊,喊着喊着差点从长凳上摔下来。”
  “那个眼神,那个声音,到现在都不能忘。”

改善的和未改善的
  1996年3月,山西。
  康健和另外一位北京来的女律师,在访问完一位受害者后,连夜从村里赶回县城。
  这是她们第一次外出调查原“慰安妇”。
  “天一黑,满天的星星,我们还说呢,终于看见星星了,当时还觉得挺潇洒,结果一会儿就傻眼了。”
  “大山里,三月还结着冰呢,碰到了个十几米的冰坡,大卡车上不去。我们下车,想揪些枯草垫轮子,(冻得)根本揪不动,踢都踢不动。”
  “没办法,和另外一位女同志,把棉袄脱下来垫,才算上去,就这样还把一个轮胎磨爆了,下车时咯噔咯噔一路。”
  “从村里到县城,20里山路,晚上六七点出发,到凌晨两点才到。我们后来问司机,怎么大冬天穿背心,他告诉我们,车轮子贴着悬崖走,穿多了更得冒汗了,怕吓着我们……”
  “嗨,当时不就是找受害者吗,我答应了就做完它,以为这一次就交差了呢,没想到后来去了那么多次……”
  10年后,康健发起了“慰安妇”受害事实的系统调查,又去了很多地方,除了云南的一些偏远村寨仍需步行,其他  地方的路况已大大改善。
  不过,改善的是路况,未改善的恐怕是老人们的景况和……人心。
  “她们的生活状况不是特别好。”她说。
“身体不是特别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始终是很压抑,周围的人多少还是有歧视,虽然当面不说。她们自己也难受,一走出去啊,老觉得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
  “当地政府?没提供便利也没制造障碍,就当没这回事似的。我们也不会去找他们。”
  以前在诉讼期间,他们去山西,曾经试图找过一次当地的宣传部门,希望他们能联系给受害者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态度挺冷漠的,说什么我们好多事儿都管不过来呢。”
  “还有的就说,别的地方都是古迹啊什么的吸引旅游,我们这边就是慰安妇,有什么好说的。”
  后来就再也没去接触。
  这一回调查,她去了天津、山西、海南、云南、辽宁、吉林等地,也只听说海南保亭县援助贫困户时,惠及了一些原“慰安妇”,还听说给她们盖房子盖了一半,没钱了,就停在那儿。
  听说而已。
  7月2日快下班时,她把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挂上了中国律师网,“还没跟记者打招呼”,结果第二天刚上班,路透社记者就打电话来询问,紧跟着的就是日本共同社。
  外国记者关注的除了档案的情况、调查者与受害者的情况,另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是否支持。
  “你怎么回答?”
  “我说,没反对!”
  就呵呵地笑起来。
  “可不是,本来就没反对嘛!”

博物馆的东西基本没法用
  除了记录这些受害者的回忆,还要找很多其他的资料。
  去那些抗战纪念馆或者博物馆,“总感觉有那么点儿不够味的”:画的画儿比较多,照片、实物比较少,各地都是这样。
  可是,“画儿和雕塑是艺术啊,对我们(诉讼)一点儿用都没有,拍都不拍,看都不看。”
  她去天津,一个劳工博物馆。“公布的照片都不写谁拍摄,什么人,出自哪儿。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背景和事件。”
  “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扎实,不太注意考证历史照片。”
  一张很好的照片,她在不同地方看见过好几次。照片上,反绑的人被往卡车上送。
  有些地方说是战场上的俘虏,有的则说是强制劳工。
  “我一个个问,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那就没法用。
  她告诉记者,中国各地纪念馆博物馆里的东西,“我没有都去过,不敢说都不合适,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用过一次。”
  康健实际上并不太愿意谈她的“不顺”,她总是不停地告诉记者,这个你别写,那个你别写,而且往往在泛泛地谈完现象后拒绝举例。
  “甭比如说了。”
  “就别为什么了。”
  ……
  “我一般不公开说,你要写出去以后国外也能看到啊,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中国?”
  但是她自己若是看到了,譬如,“借慰安妇炒作”,就毫不客气。
  “我管你是政府官员还是什么别的,我就说一句:‘她们可是受日本鬼子害的,别让她们受二茬罪!’”
  “给那么点钱,大张旗鼓的,还要合影……”
  有记者写她最近的几次调查,“到档案馆收集资料相当困难。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未解密的,因此不仅要经过多个审批手续,还需要向档案馆写保证书。康健说,调查开始以来,已经不知道写了多少保证书了。”
  她说,写申请书,程序这方面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些抗战方面的资料,从形成到现在早就超过三十年,为什么不依《档案法》公开?
  “这个,你去问国家档案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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