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顺（11）
《宝岛一村》： 与眷村有关的日子
比起台湾的眷村，这边的部队大院有一种东西是没有的，那就是再也回不了家的感觉。
——赖声川
1月15日，赖声川的《宝岛一村》从深圳移师至东莞保利玉兰剧院上演，演出结束后，这位笃信“舞台剧变商品等于自杀”的戏剧导演，将带着这出被誉为“2008年台湾两座文化纪念碑”之一（另一座指电影《海角七号》）的作品到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继续完成它的内地巡演。
东莞并不以音乐和戏剧闻名，这里是否能接纳一出听上去主题有些严肃的舞台剧？
在东莞最大的剧场里，《宝岛一村》开场前，四周几乎只能听到“台湾腔”——在这里的台商，给这出戏带来了高达九成的上座率。
“他们不就像新一代的眷村人吗？”赖声川看着这些身处异乡的“同胞”说道。
《宝岛一村》以台湾嘉义的眷村为原型，讲述了1949年从内地逃到台湾的三个家庭近六十年的变迁。在眷村的98号老赵家和99号周宁家之间，本来有一块很小的空地，杵着一根电线杆，老朱愣是用简易的木架搭成房梁，与邻居共用一个窗户，一住就是几十年。村口大榕树下、村外防空洞里，二十多位演员，近百个角色，上演了跨越近六十年的时代悲喜剧。
一玩就是四十年
《宝岛一村》在台湾演了六十多场，其中“钱奶奶”教“朱太太”包包子那场戏，赖声川还是会为自己创造的这个情节感动。
手提一根擀面杖的钱奶奶是天津籍，1949年跟女儿、女婿从北平落脚到台湾嘉义的眷村。女儿钱燕子对眼前的一切都不满意： 热汗四流，没法洗澡，没有北平的冰镇酸梅汤，自己堂堂一个北大预科生下嫁一个连名字都很可疑的大兵： 他说他姓杨，可是又自称“赵汉彬”领到眷村的一间房。
住在他们隔壁的朱太太是“本省人”，一句“国语”听不懂。钱奶奶用天津话向朱太传授天津包子的诀窍： 肥肉跟瘦肉的比例还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夏天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四比六。钱奶奶念叨着： 天津，我家，我老家……她连比带划，高声大喊，最后黯然垂泪，朱太太对包子的做法仍然似懂非懂，不过这并不妨碍日后她做的包子闻名嘉义。
剧中有一句关于天津包子的台词，“什么味都有，但你就是吃不出是什么味”，这也正是《宝岛一村》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导演赖声川并没在眷村生活过，他在美国出生，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960年代回到台湾。
2006年起，有一位眷村子弟开始给赖声川讲眷村的故事，先后讲了一百个，两年间从未间歇。这个人就是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台湾电视制作人王伟忠，他希望赖声川能制作一出以眷村为主题的舞台剧。
王伟忠是台湾综艺节目“教父”级人物，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全民大闷锅》、《康熙来了》等金牌节目的制作人，身为“嘉义建国二村”子弟，王伟忠既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这些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
《宝岛一村》里，“冒名顶替”逃到台湾的老赵就是以王伟忠的父亲为原型的。
王伟忠的父亲生在北京胡同，长在北京胡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一身随机应变的胡同智慧，本是国民党空军的地勤人员，却自称是开飞机的飞行官，把王伟忠的母亲绍琴追到手。1949年的离乱中，一句“我带你们家绍琴玩玩”把她“骗”出家门，一路“骗”到台湾。那一年，王伟忠的父亲十九岁，他的母亲十六岁。
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王伟忠的母亲绍琴回到娘家，当年的小胡同已经变成左家庄附近的居民楼，王伟忠的姥姥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你可真会玩啊，这一玩就是四十年。”
陈水扁执政期间，眷村开始被一个个拆掉，王伟忠跟推土机赛跑，试图保存眷村记忆，他把母亲住了一辈子的“嘉义建国二村”画了下来——眷村的巷口、低矮的房子、如盖的大树……
除此之外，他还拍了与眷村有关的纪录片，出版了眷村书籍，制作了一部长达五十四集的眷村题材电视剧《光阴的故事》，但他始终觉得只有把眷村的故事凝固在舞台上，眷村才能真正进入台湾人的文化记忆。“电视是速食文化。”王伟忠说。
1954年出生的赖声川很能理解1956年出生的王伟忠的眷村情结，赖声川说：“那也是我成长的时代。”
“1949年，你们看着他们（自大陆迁台者）从后窗走掉，台湾人则是看着他们涌进前门。”赖声川用后窗与前门暗喻1949年的大迁徙。由于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尽管没有住进眷村，但他却在日本殖民时代留下的房子里度过了青少年时光，周围有许多同学和朋友是眷村子弟。由此，赖声川对那个动荡不堪的大时代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
在赖声川看来，当年在台湾的外省人是一个特别的组合，一些特别的东西把他们串在了一起，那就是思乡。他曾看到父母的朋友或同事中有一些穿上海旗袍的太太；和朋友坐公共汽车，路过台北某站，有人会问：“你知道吗？这底下有一条隧道，直通松山机场（台湾军用机场）。”若干年过后，证明果然确有其事；当年去台湾的人什么人都有，有不识字的阿丁哥，也有故宫博物院的学者、艺术家。传说军队里面也有一些高人，有人说蒋介石身边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在台湾长大，你会感染到这样的神秘气氛。”赖声川说。
王伟忠给赖声川讲的一百个眷村故事，也印证着这种神秘。
现任台中市市长的胡志强自小在台中水湳机场附近的眷村“模范村”长大。胡志强家住全村最小的房子，村里的大房子住着还没被软禁的孙立人、政坛名人杭立武、东北接收大员熊式辉。
电脑工程师杨雨亭在中年之后考入大学的历史研究所，只为解答童年的疑问： 为什么要来到台湾。第一次被小小的儿子问到这个问题，杨雨亭的父亲回答不了，以后，父子俩再也没谈过这个话题。
“1958年的夏天，我五六岁，住在竹篱笆里的眷村，我们家第二排第二家，12号。记忆的场景中，有精力充沛的男人，快乐而容易生气的女人，跑来跑去的小孩，各式各样的面食和猜想，以及永远需要清洗的公厕……家中藏着撤退时爸爸带来的一把旧式左轮手枪和六发子弹，用十年前南京时期的《中央日报》旧报纸包起来，就藏在爸妈的床底下。”这是杨雨亭笔下的眷村生活描述。
而王伟忠长大的“建国二村”里有一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干鞋净袜，裹小脚，过年会给小孩压岁钱，大年初一、初二有穿中山装的人来接，传说是部队青帮的“钗头凤”，经常消失几天，传说是到海峡对面“出任务”。没人知道她怎样离开，最后死在了哪里。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我是被你骗到台湾来的
但赖声川一直没能下决心把它做成一出戏。“故事很多，但故事不等于戏。”赖声川说，“你看到一个暗恋的故事、一个桃花源的故事，但是看不到‘暗恋+桃花源’的结构，戏做出来就没什么味道。”那些庞杂的眷村故事，就像一道需要解开的数学题，他先是把一百个故事浓缩为二十五家人，此后，直到2008年初的一天，赖声川想到了一个办法，把这二十五家人精简成眷村三家人。
赖声川的设想是： 眷村三家人的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中间的朱家屋顶上杵着电线杆。这同样来自真实的生活，和赖声川合作多年的演员李立群从小就住在这样一间眷村的房子里。小时候，一到下雨天，李立群家里的电线杆跟屋顶的接榫处就会漏雨。
《宝岛一村》的舞美设计王孟超却认为赖声川的想法很疯狂： 三户人家都在一条线上演员怎么走位？一点舞台纵深感都没有了，这样的设想与舞台剧的基本舞台理念完全相悖，最起码也该把三户人家按照梯形排列。但赖声川坚持这个想法，因为眷村就是这样一排排的——在王伟忠拿来的“建国二村”地形图上，不是三户人家排成一排，而是一百户人家，密密麻麻的，前排人家的后门紧挨着后排人家的前门。
事实上，赖声川在《宝岛一村》中的疯狂想法还远不止于此。他曾想在台北小巨蛋体育馆里搭建一个舞台，演到谁家的故事，就用舞台装置掀开这家人的屋顶，来看他们的生活。“这种点子属于三分钟热度。”最终，赖声川还是决定用更本色的方式把眷村展现在观众面前。
舞台上的一排三间房子，只有框架。中间住的是朱家，一口胶东口音的老朱跟被他弄大肚子的台湾新娘陈秀娥生下儿子大牛和大车。说一口闽南话的朱太太忠厚勤劳，在邻居的传授下，成了天津包子在嘉义的传人，老朱爱占小便宜，守着那根电线杆，靠给别人接电赚钱。夫妻吵架的时候，用彼此听不懂的闽南话和山东话对骂。
住在左边的是赵家。老赵说自己是飞行官把赵妈骗到台湾，这个家庭也正是取自王伟忠父母的真实经历，但老赵其实姓杨，这也有源自生活的出处：
赖声川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做过一个月的伙食委员，负责买菜，给他开车的司机叫袁天才，是个单身汉，开车的时候始终叼着一根烟。赖声川对袁天才说：“你的名字太特别了。”袁天才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名字，这是一个死人的名字。当年，国民党兵逃到台湾时，很多人采取了冒名顶替、偷梁换柱的办法，以战死的士兵的名义留了下来。赖声川说：“我听说这事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我觉得太神奇了。他就那样顶着别人的名字来到台湾，开着车去菜市场买菜。”
赵太太是很多台湾女人的写照，她们一辈子都在念叨“我是被你骗到台湾来的”。大女儿大毛跟隔壁朱家的大牛青梅竹马，却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嫁给自己村子里的人是没有出路的”，大毛一赌气去台中做起了陪伴美国大兵的酒吧女。后来，老赵被诬陷为“匪谍”，小女儿二毛由此成为激进的党外人士，儿子小毛则有王伟忠的影子。
住在右边的是周家。周太太是“共匪”的女人，她的前夫李子康刚到台湾不久，在吃过1950年的年夜饭后执行飞往大陆的侦察任务，却再也没有回来，被国民党认为是叛逃的“匪谍”。老周按照空军官校生之间不成文的规矩收留了她，周太太每天穿着漂亮的旗袍去同村的吴将军家做佣人，跟吴将军关系暧昧。儿子周胖很早就知道自己有一个“匪谍”父亲，而同学们传说他现在的父亲老周是个“玻璃”（指同性恋者）。
在《宝岛一村》的最后一幕，只在戏的开场出现过的李子康从香港辗转回到了台湾。
对于剧中李子康这个角色在结尾处的再次出场，赖声川显得颇为执著。“他确实也可以不在结尾再次出现，但我一定要让他出现”，赖声川说，“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赖声川有两位朋友的父亲都是台湾空军飞行员，某次执行任务后再也没有飞回台湾，被台湾军方认定为“投共”，家人一直被人指指点点。其中一位朋友在已经四十岁的时候，父亲忽然出现了，父子俩在国外碰到了。另外一位朋友的父亲是“黑猫中队”的，在驾驶侦察机搜集情报时，飞机坠落，没有人知道摔在哪里。“这位朋友在台湾开放内地探亲后，在福建组了一个搜寻团，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几十年前父亲驾驶的飞机的残骸。当地农民都知道那里当年摔了一架飞机。这些人都是小人物，可是，他们的故事发生在那样的大时代里，呈现在舞台上，感觉是不一样的。”赖声川解释说。
国民党逃往台湾后，蒋介石一直心存“反攻大陆”的幻想，曾多次派各种战斗机或侦察机深入内地搜集军事情报或执行破坏任务，其中的“黑猫中队”曾经把蒋介石老家溪口的照片连同内地导弹基地、原子弹发射基地的照片一起传回台北士林官邸（蒋在台湾居所之一），资料显示，这其中不乏《宝岛一村》中李子康的遭遇。
叶常棣，1960年在江西上饶执行任务时，被地对空导弹击中，跳伞被俘，在医院抢救中，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五十九块导弹碎片。1982年被释放到香港，台湾当局不准他回乡，由美国中情局安排赴美居留。1990年才被准许回台湾，妻子改嫁，物是人非。
张立义，1965年在内蒙被俘，与叶常棣同时被释放到香港，同样不被台湾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国。
戴笠到底死没死
《宝岛一村》是2008年12月5日在台北首演的，而它的排练时间却只有三个月。
赖声川把故事大纲交给王伟忠提意见时，王伟忠只说了两个字：“很好。”赖声川起初以为他是在客气，但王伟忠一脸诚恳：“真的很好，该有的都有了。”
“我也很佩服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故事交给我了。”赖声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伟忠从不干涉他怎样排戏，排练的时候过来看看，只在细节处提醒： 当年的太妹、太保不是这样说话的；处在青春叛逆期，却被一身制服罩住的二毛或许可以有这样的小动作： 在衬衫下摆打结、不断往上提裙子。而她妈妈势必会在旁边大喝： 别提了，再提就被人家看到裤头了……
赖声川说，《宝岛一村》在结构上受到《茶馆》的启发，所谓“启发”，是除了把所有的故事集中在同一地点、在时间上跨越好几个时代这两点相同之外，《宝岛一村》跟《茶馆》有很多不同——《茶馆》中三个时代的戏差不多一样多，而《宝岛一村》则把大部分笔墨集中在第二幕——1969年到1975年，相形之下，第一幕1949年到1950年代、第三幕1982年到2006年都是一带而过。
赖声川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69年到1975年才是眷村的黄金时代。“各种有趣的事情都在那个时候，后来就没有了。”
“那时候，所有的撞球店都在眷村的外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撞到一半就打起来了，起因往往是很无聊的事情，比如看哪个女孩子一眼，就被突然围住了。”在赖声川的记忆里，除了撞球店里发生的少年暴力事件，眷村内外并没有明显的隔阂、冲突。虽然世俗生活悄然抬头，但全岛仍然笼罩在戒严时代的气氛之下。
大喇叭里经常播放蒋介石并不标准的“国语”： 今年在台北升旗，明年在南京升旗。但“反攻大陆”的热切愿望，终于变成墙上越写越大的标语，但就连小姑娘二毛都知道“字写得越大，就越是谎言”；无处不在的“匪谍传说”被防空洞里过家家的小孩演绎成离奇的故事，但白色恐怖仍然猝不及防： 在中秋节的时候，用1949年从北平带出来的唱机听程砚秋的戏，会被扣上“通匪”加“走私”两个罪名；打麻将不被允许，半大小子抽烟被宪兵发现，会被当街罚站；蒋介石去世时，有民众哭天抢地，“蒋公，你说过带我们回去的啊”……
每逢政治上稍有风吹草动，村里的男人就坐在树下讨论当年戴笠到底有没有死。有人说他的坟在南京，有人说他根本没有上那架失事的飞机。南腔北调，每个人都笃信只有自己才最了解内情。
有关戴笠的议论纷纷在《宝岛一村》出现了多次。“戴笠是个好话题，因为他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赖声川很喜欢男人们在树下，鬼里鬼气、荒诞不经地扯这些政治八卦，“这些人都很聪明，都会编一些传奇出来，但编到最后还是会有一种悲哀”，所以最后一幕会有这样的台词：
——这个李登辉是怎么回事？当年小蒋氏怎么会让这个小王八羔子当总统？
——想想看，小蒋现在在地底下，要是九泉有知该多难过？
——哎呀，长官，我还当你是有程度的！
——我哪一点说错了？
——你还真以为慈湖里躺的是蒋公啊？
“黄金时代”一过，围墙里的眷村立刻显出尴尬。赖声川只用一个细节就道尽其中滋味。
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嘉义的老朱和朱太太第一次到台北时，竟然信以为真地认为过地下通道要交钱。
原来有群外省人那么苦
“我常常在想，1949年，你们看着我们离开，对你们来说，下一个画面就是1987年，台湾开放返乡探亲了，我们西装笔挺，提着体面的礼品盒子回来了。你们都觉得台湾真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苦得很。”
——赖声川说。
《宝岛一村》排练时，排到返乡探亲一场戏时，赖声川脑子里曾经一片空白。
“可是那天我们非做不可。我记得那天是做到傍晚就休息，然后吃饭一个小时，演员都在排练室吃饭。我没有吃。《宝岛一村》太像电影了，这场戏一会儿青岛，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北京，我怎么弄啊？”赖声川一直盯着空空的排练场看，直到脑子出现一个画面。
赖声川让演员放下饭碗，迅速拉三把椅子放到排练场。“要快，慢一点，它就回去了。”
三把椅子在舞台上一字排开，一把椅子就是一家人的位置。
老赵的儿子小毛回乡探亲时，父亲老赵已经不在人世，他给祖母看他们全家人在台湾的合影，却猝不及防地挨了祖母一巴掌，祖母说：“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父亲挨的，他说他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到现在回不了家。”
朱太太随老朱回乡才猛然发现，老朱在山东原本竟然有一房老婆。
老周回到故里，佝偻着身子，在父母和同性爱人的坟前喃喃自语。
《宝岛一村》在台湾第一轮公演时，观众群体中有不少是眷村一代和二代。令赖声川感到欣慰的是，接下来，这出戏在台湾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他们想走进剧场了解1949年后，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
赖声川说他很喜欢朱太太这个角色，不会讲国语，嫁到了眷村，最后天津包子居然传承到她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我希望台湾民众可以看到，台湾人传承了非常鲜明的大陆的东西。”
让赖声川没有想到的是，《宝岛一村》对于台湾近年来的族群对立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不少人以前认为是外省人来到台湾抢占资源为己有，台湾人很可怜。没想到原来有这么一群外省人，也是很苦的，从来没有想过。
赖声川认为，陈水扁执政八年的“去中国化”让很多年轻人认为台湾跟内地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很荒谬，怎么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赖声川反问道。
《宝岛一村》剧组里有演员偏“绿”，赖声川也很好奇，偏“绿”的演员演这出戏会怎么想。“所以在排练过程中，我就问他，你演这出戏会不会觉得别扭。他说，没有。他很喜欢，因为可以学很多东西。”
在《宝岛一村》里出演朱太太的是台湾歌手万芳，她也生长在眷村，参演《宝岛一村》让祖籍福建的万芳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总喜欢在料理里加些糖，才会觉得好吃，“原来那是家乡的味道。”万芳回忆道：“民国38年（1949年）来到台湾的父亲，当时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大男孩，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万芳想起父亲逆光的影子，在听到祖母过世消息的那个下午，她第一次看到父亲哭。
而扮演大毛的刘美钰则想起同为眷村子弟的父亲于1962年抄在日记本里的华兹华斯的诗： 尽管光芒闪亮却短暂/从我视线中永远消逝/尽管一切无法重来/草原中芳草犹绿/繁花似锦的时刻/我们无需悲伤感怀/就在残留中找寻力量。
“生命有一种荒谬。这种荒谬你可以说好可怜，你也可以觉得还可以。完全可以一边笑，一边难过。”赖声川说。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