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经济仍需大众认同

                                                                             一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亚当·斯密的名字虽然不时被提起，但这名字不过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符号，他的具体思想则早已被遗忘了。
　　最近声言中国没有贫富分化问题的张五常，就搬出亚当·斯密来为自己打气。这实在是个历史的讽刺。要知道，亚当·斯密不仅奠定了市场经济的理论，而且是西方对中国最有洞见的观察家。这后一点，很少被人们提起。而正是在这方面，他显示了惊人的预见，乃至在他身后２００多年，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颇为兴旺的学科后，仍然很少有人能超过他。
　　１８世纪中后期，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仅用ＧＤＰ算，比现在的地位威风多了。乾隆皇帝在世纪末曾骄傲地对要求开放贸易的英国使节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说，天朝的财富可谓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你们的东西。这话现在已经被看作是闭关锁国心态的典型表述，充满了井底之蛙的傲慢和愚蠢。但是，看看当时的贸易数字，中国大量的茶叶、丝绸出口欧洲；欧洲却没有东西能在中国卖得动，结果造成了庞大的贸易逆差，不得不用白银支付。欧洲人趁着地理大发现在美洲开采了大量白银。但是，白银的主要归宿地却是中国。说那时中国是个“世界工厂”，恐怕并不为过。
　　然而，正是面对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亚当·斯密在其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敏锐地指出：中国已经停滞有日。如果不改变体制，中国将不再可能有发展前途。他的这一判断基于两点观察：第一，中国不执行自由贸易政策，只容许广州一地为对外贸易的港口。第二，中国的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太有保障，而小民百姓的生活和权利则缺乏基本的保障。
　　几年前，西方一位不会读中文和日文的史学家弗兰克写了一本《白银经济》，立即被翻译成中文，俨然成了一方权威，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轰动。他声称，在１９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是边缘。西方仅借工业化享受了短暂的风光。但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２１世纪历史的车轮再度倒转，中国将再度领导世界。紧接着，美国中国史学界最为闪亮的新星之一彭慕兰出版的《大分流》，比较东西历史，得出结论：在１８００年以前，欧洲的先进地区（如英格兰）和亚洲的先进地区（如中国的江南）不分高下，很难看出谁更有发展潜力。但是，英国因为有所谓“地理运气”，靠着利用北美的资源和市场，在工业革命中一马当先。欧洲的所谓制度优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重要。
　　虽然站在世纪之交的史学家在判断历史时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但是，把他们的结论和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的洞见比较一下，高下自见。亚当·斯密身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就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直到１９８０年代经济起飞之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仍然还是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而亚当·斯密作出这一预见的时间，正是弗兰克和彭慕兰心中的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是他们看不出西方比中国强在哪里的时期！

                                                                        二
　　我们不禁要问，２００多年后的学者，掌握了那么多的中国史料和几代人对中国的研究，为什么在中国问题上还比不上仅有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的亚当·斯密？是什么使他们看不见亚当·斯密所看到的东西？以我之见，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只分析经济，不看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
　　 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西方的社会科学还未进入学科分立的时代。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道德学家。除了《国富论》外，他的另一部著作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和经济，在他那里是水乳交融的。比如，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个人不仅有强烈的经济动机，也有强烈的道德动机。因为他相信个人的道德力量，相信这种力量能够最终使个人的经济行为也造福于社会，所以才主张政府要置身于市场之外。如果这一基本的道德预设变了，他的经济理论就得重写。
　　 然而，在启蒙时代之后，西方的社会科学迅速进行学科分化，经济学成为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学问。这自然给经济学在技术上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往往在宏观的社会政治关怀上要比亚当·斯密一代的启蒙学者们狭隘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规范化的学科之一，或者说是最接近“科学”的学科之一，就使经济学家被神化。这些被神化的人物在发表对社会政治的评论时，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局限，忘记了他们已经不具有亚当·斯密那么宽广的视野，用狭隘的经济规则解释一切，仿佛经济规律是指导社会运行的惟一规律。这种倾向，在弗里德曼身上就有明显的倾向。他要把道德的面向完全从经济学里排除，不认为一个经济人应该负有任何道德使命。这和亚当·斯密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而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所谓资本无道德，其实就是他们经济理论的底牌。
　　如果单纯从一时的经济表现上看，１８世纪的中国经济确实很了不得，不仅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而且高度商业化。在这方面，彭慕兰得出结论并不太离谱儿：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说比西方更“自由”，更接近“斯密型”的模式。但是，亚当·斯密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市场上的“自由”，他对贫富分化也同样注意。可惜，他这方面的观察几乎完全被后人遗忘了。
　　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规律并不是一个健康社会惟一的原则。甚至市场规律的良性运作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框架。这种政治框架，常常还和市场规律发生冲突。要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就需要跨出经济学领域。
　　自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以来，能够长久成功的市场经济，都镶嵌在成熟的民主框架之中。但民主制度的演进本身，却不是一个“按经济规律办事”那么简单的事情。比如作为民主最早起源的古雅典的梭伦改革，就建立在免除穷人的债务的基础上。这用我们现代的经济术语分析，就是侵犯了放债者的产权。此举界定了在公民权框架中的产权领域，意义深远。当时的雅典贫富分化严重，许多穷人甚至不得不卖身为奴。这些穷人和奴隶加起来，远远超出了富人的人数。如果富人抱着自己的产权不让步，穷人和奴隶联合起来，就很容易推翻他们的统治。既有的产权安排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梭伦通过免除债务，保证了穷人的公民资格，给他们一种“雅典公民”的政治认同，不至于跟着奴隶揭竿而起。这是产权秩序存活的基础。后来雅典民主政体成熟后，成为一个商业帝国，照样有贫富分化。但是，富人并不敢以产权的招牌炫耀财富。相反，他们把大笔资金捐助于雅典的公共事业上。道理很简单：雅典城邦还是个小天地，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况且穷人手里都有选票，会当陪审员。人家看着你不顺眼，很容易就把你“法办”了。所以，富人要做两件事：一是按市场规律赚钱，二是说服自己的邻居：我赚了钱对你也有好处。这样，大多数人才会尊重他的个人财富和整个经济成功的基础：产权。如果富人做不到第二点，那不仅是自掘坟墓，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失职。

                                                                        三
　　为什么自由经济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长盛不衰？因为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产权，必须经过政治过程的肯定才会有效。最好的肯定，就是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对某种产权安排的自愿的承认。在民主制度下，富裕阶层为了使自己成功的产权安排获得政治上的肯定，就要不断向有选票的老百姓证明：我发财致富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在亚当·斯密时代，到美洲投资的利润回报率要比在国内置办田产的回报率高出一倍。亚当·斯密还忧虑这一现象导致的资本外流会削弱英国的经济。但是，许多在美洲发了财的商人，竟做起赔本买卖。他们把资金投入家乡置办田产，甚至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学习小组，钻研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教农民改进农田经营，甚至亲自面试佃农。这些努力，无非是向社会证明：他们的财富并非使他们个人获益，他们改变了整个社区的面貌。这样，他们选区的选民就把他们选进了议会，使他们获得了代表整个社区的政治权力。这样，他们也就有了最牢靠的手段来维护使他们成功的产权安排。
　　当然，我并无意把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描绘得温情脉脉。欧洲工业化初期对工人的剥削非常残酷，这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种残酷剥削，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工业革命发轫时民主制度在欧洲各国还不成熟。在后来的发展中，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则随着其政治权利的提升而不断改善。比如到了１９世纪末，英国的劳动阶层已经有“贵族工人“之称，主要是因为其生活水平比世界劳工阶层高出一大截。
　　美国是先建立了民主制度，后有了工业革命，对劳工的保护就更迅速一些。建国之父杰佛逊周游欧洲时，看到早期工业革命时期小民百姓的命运完全被老板和金融势力捏在手里，几乎失去了人身的基本权利，于是痛心疾首，更坚定了要建立一个独立自耕农共和国的信念。美国的劳工运动，在南北战争前工业革命刚刚萌芽时就开始。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是被劳工领袖频频引用的文献。比如早期的劳工运动领袖Ｓｅｔｈ Ｌｕｔｈｅｒ称工人是国家的“骨格和肌肉”，“对劳工的伤害就是对共和国的伤害”。他称一天１２个小时的超长时间工作使工人变成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奴隶”，破坏了宪法对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保护。工人的自由应该高于雇主对契约的权利。这其实是重申了梭伦改革的原则：雇主拥有契约所赋予的产权——我给你工资，你给我一天工作１２个小时。这就像古雅典的富人给穷人提供食宿以保证其生存，穷人按契约提供奴隶般的服务一样，是双方自愿的关系。但是，当这样的产权侵犯了一方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形成一种奴役时，就必须废除。
　　换句话说，产权作为一种所有权，受公民权或者人权的限制。你可以拥有财富，可以拥有别人提供的有偿劳动，但是不能拥有他人。当你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过大，乃至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拥有时，当你按照契约要求工人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使其除了吃饭睡觉外，把全部的时间献给雇主，丧失了个人生活而成为事实上的奴隶时，这种产权就无效了。
　　几十年后，当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处于“镀金时代”的顶峰，造就了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等一代实业家，金融家。而这些人，特别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成功后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但是，罗斯福并不满足。他带头向大老板们要“公平交易”(ｓｑｕａｒｅ ｄｅａｌ)。他在１９０２年命令司法部用反垄断法拆散大型铁路集团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同时又帮助罢工的矿工和资方达成交易。他推行了一系列当时被认为是对企业不友好的法案。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自由竞争的规则，而是他希望建立一个让大部分选民都能认同的规则。实际上，罗斯福并不是个温情脉脉之人。比如他极力支持当时竞争到残酷程度的橄榄球，认为这种生存竞争的游戏培养着美国人的良好品性。但是，１９０４年，当２１人丧身于大学橄榄球比赛，以哈佛校长艾略特为首的反橄榄球势力要求废除这一运动时，他立即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橄榄球教练召集到白宫，修改规则，限制野蛮行为，最后使橄榄球能够存活下来。他对待以产权为基础的自由经济，也是同样的态度：要有个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规则，才有存活的可能。

                                                              四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长期运转，要求大部分老百姓认同这种经济的游戏规则。富裕阶层必须有道德和社会责任，以自己的言行说服老百姓，他们的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还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福利和尊严。只有他们有这样的道德自觉，有智慧说服普通百姓接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小政府下自由放任的经济。换句话说，产权是大多数人之间的契约，富人必须请求大众保证自己的产权。
　　那么，这种大众所赋予的产权，是否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讹诈呢？当然不是。看看历史就知道，在民主制度成熟之前，产权一直是不稳定的。比如在中世纪，最大的资本市场莫过于富商对国王的贷款。但是，在这种金融关系中建立的产权是非常不稳定的。英王爱德华三世突然废除了自己对佛罗仑萨商人们的债务，使这些巨富一夜之间破产。有的王室更加心狠手辣，会突然把向自己放贷的商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以便理直气壮地拒绝还债。至于国王看着谁富就向谁勒索加税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只有在民主制度确立了多数人的统治后，产权才有了稳定的制度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是一种无条件的权利，更不是多数人欠少数富人的东西；相反，富人必须为自己在稳定的产权安排下获得的财富，对限制了为所欲为的政府的多数人感恩戴德。
　　从这个角度分析，所谓中国基尼数字是多少才合适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老百姓是否质疑富裕阶层财富的合法性，是否对自己目前的境遇心里服气。这将决定多数人是否愿意政府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富人们放开手脚赚钱。所以，富裕阶层不应该一味抱怨别人仇富，他们应该想一想自己怎样让老百姓像为姚明叫好一样为他们的财富叫好。张五常说贫富分化是“胡说八道”，抱怨工人不愿意在广东领６００元的月薪，乃至他朋友的工厂工人跑了一半。号称只给富人盖房的任志强也曾说他有钱也不给穷人，因为他从穷地方招来的保安放着管吃管住３００块的月薪不挣全跑光。这些话，其实透露了这些工人早已经不认同他们的游戏规则。用梭伦改革所确定的公民权对产权的限定的原则来分析，他们表面上有契约赋予的产权。但是，这种产权已经构成了对公民的奴役，失去了合法性。这也怪不得受雇佣的人会消极反抗。遗憾的是，他们的言论，则更是火上加油，用冷血式的态度，刺激大众反对当前的市场秩序。
　　中国的经济起飞已经有了四分之一世纪。财富总量已经翻了几倍，饼已经做得很大。但是，社会矛盾突出。这说明富裕阶层的言行尚未说服老百姓认同他们的财富，尤其是包括富裕阶层的全社会对亚当·斯密式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还没有认同。再看看日本经济起飞四分之一世纪时（也就是１９７０年左右），不仅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且有全民医疗，终身雇佣，是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工薪阶层，即所谓ｓａｌａｒｙ ｍａｎ，以社会中坚自许，神气活现。即使在前十几年“平成不况”的长期萧条中，还是社会秩序井然。这说明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认同现有的秩序。
　　这种对照显示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增长，而是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的普遍认同。要塑造这种认同，就必须从保护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入手，让他们能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公平的收益和基本的尊严。否则，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只能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