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少就是多”

“１９９８年起我的写作也有很大变化，我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

翟永明觉得，所谓的“梨花体”是网络、娱乐事件，而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也不是讨论文学问题。推及自身，“我还是希望我的读者是真正喜欢诗歌的人。”王 寅／ 图

　　翟永明是１９８６年底从单位辞职的，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觉得她疯了。
　　她的单位是西南物理研究所，属于部级单位，待遇、福利都很好。“要是当时不从单位出来，那我现在最差都是高级工程师了。”翟永明笑。
　　这个严谨的科研单位让翟永明觉得非常压抑。翟永明在单位里第一个穿牛仔裤，被其他人看成是有点“坏”，不本分；她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拿了稿费，被其他人视为不务正业、在外面挣钱。
　　１９８６年，北京的《诗刊》社举办“青春诗会”，邀请翟永明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于坚、韩东。自１９８０年开始的《诗刊》“青春诗会”，在第一届曾以青春诗会专号的形式，让北岛、舒婷、顾城等一夜走红。一直以来，“青春诗会”被视为诗歌界的“黄埔军校”，在中国诗歌界有着巨大影响力。
　　翟永明拿着邀请信，向单位请假，“最后领导是同意了，但也对我非常不满”。
　　在那届诗会上，翟永明发表了组诗《女人》。她在同期的“青春诗话”里谈到，“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
　　同年，《女人》组诗由“地下”转到“地上”，不仅被《诗歌报》和《诗刊》发表，也被漓江出版社作为同名诗集发行。在序文《黑夜的意识》中，她说：“我更热衷于扩张我心灵中那些最朴素、最细微的感觉，亦即我认为的‘女性气质’，某些偏执使我过分关注内心。”
　　１９８９年，沈阳出版社给翟永明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那本诗集令她深恶痛绝：纸张、装帧粗制滥造，诗集封面尤为恶俗——粉红的底色上印着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外国女人，嘴唇红得特别夸张。“我怀疑别人看到后会以为我就是那样的。”翟永明拿到诗集后，当场就把封面撕掉了，再也没送过人。到１９９４年《翟永明诗集》出版的时候，翟永明就过问了封面的设计——她选了何多苓给她画的一张肖像素描作为封面。
　　１９９０年翟永明去美国。“我觉得我在美国一年半的时间，整个处于一种迷茫状态，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留下来。”翟永明并不想留在美国，但她又不知道国内的状态。这段时间，翟永明基本上没有写作。
　　在美国呆了一年多之后，翟永明越来越想回国。她已经断定自己在美国呆不下去。如果要呆下去，她就得放弃写作，去努力学英语，努力拿学位，努力找工作。好的话，就是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好的话，就得为了生活继续打拼。“这种生活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翟永明说。
　　从美国回来后，翟永明有好长时间没有工作。中途她试着去报社当编辑，但当时报社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办公，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而且，这种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令自由惯了的翟永明同样受不了。
　　一直到开白夜酒吧之前，翟永明都没再找过工作。这时，她开始考虑写一些诗歌之外的东西，于是，１９９６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纸上建筑》。从此，她开始确定自己未来的身份就是自由撰稿人。
　　１９９８年，成都市的经济发展得很快，但像酒吧这样时尚的东西还比较少。
　　翟永明的白夜酒吧就成为酒吧街上的第三家。到现在，“白夜”已经开了９年。在成都时起时落的酒吧行业中，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在翟永明看来，“白夜”能坚持下来，也许正因为她并没有把“白夜”当成一个能带来丰厚利润的酒吧，虽然最初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支持。她更倾向于让它成为一个作家、艺术家、设计师们的聚集地。“白夜”的活动和聚会——售书、朗诵会、影像放映等，使它更像一个社团结构，像一种生活方式。翟永明希望白夜成为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们的小世界。９年来，白夜时而兴盛，时而衰落，但最终这个大的目标没有改变。
　　她认为，诗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活法，这样才能有利于写作。
　　“在四川，许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活跃的诗人在９０年代后，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已经改行投入中国的经济潮流之中，有的仍然在四处漂泊，为生存奔忙。有的经商之后又重新回到书桌旁潜心写作。他们中的有些人无法在这个时代获得现实感，只能在写作中攫取能量；另一些人也许在现实中获取能量，但无论如何也需要将它转化为对诗歌的欲望。我不认为处境的改变，和身份的置换，就能解释诗人在现实中的一切。对于诗人来说，他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素，惟一确定的是诗歌对他的意义。”在藏族诗人旺秀才丹的访谈中，翟永明如是说。
　　“白夜”取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
　　翟永明曾在酒吧里搞过一段时间的读书俱乐部。但看书的人越来越少。现在酒吧里就只剩一排木书架。昏暗的烛火下，书架上的书也只能模糊辨认出书名。“谁还看书啊。”翟永明嘲弄道。
　　不管怎样，“白夜”仍然是成都诗人们汇聚的场所，关于诗歌的各种话题，也将继续从此蔓延开。
　　“白夜”对翟永明的另一个影响是在诗歌写作上。她觉得，开了酒吧后，她写作的视野也变得更宽广。她很认真地问， “你们会觉得诗人不关心社会么？”然后，她又下断语似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她不满意自己的写作一直被定位为“女性诗歌”。在《〈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自序》中，翟永明说，“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直到现在，我写得不多，但也足够编一本市场经济状态下的诗集。１９９８年起我的写作也有很大变化，我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建筑师密斯·范德罗的一句话‘少就是多’是我那一时期写作上的金科玉律。１９９９年下半年我突然进入一种狂热的写作状态，好像某种唤起写作欲的东西苏醒了，有两三个月我差不多每天写作。”
　　一些因《女人》而喜爱翟永明的读者为此而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对于翟永明本人来说，“目前的写作使我发现：我的写作从未这样自由过，我也从未如此对今后的写作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