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冯骥才 站在废墟上

冯老：

你好吗？我是老冯，你是二十年后的我，比我大二十岁，所以尊称你冯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给自己写信现在的我给将来的我写信。想想看，咱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同一个人。我现在的生活你都经历过，二十年后你什么样我可不知道。你那时的问题比我现在是少还是多？比如我现在的热词儿是：宅男、电脑综合征、裸奔、卖官、糖尿病、空巢老人、盗版、打造文化，还有毒奶粉、地沟油等，在你那时肯定早已不见了吧，那你的日子可就舒坦、顺溜，也安静多了。

现在，我这有个问题：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到底要富到哪儿去？我想，我们的目标决不是金钱社会而是文明社会。

还想问你，我现在用劲儿保护中华文化的精华，那些传统村落和民间艺术还剩多少？即使你告诉我没多少了，我依旧会死保。如果你那时它们全都好端端的，你可要接着关切它们！

记着，多活动身子骨，多使脑子，闲着没价值。你有兴趣像我这样再给二十年后的自己写封信吗？你会写些什么？

好好活着。

老冯

2013.1.8

2013年年初，冯骥才给20年后的自己写了封信，其时七十有一。人到七十，冯骥才说，是明白天下和自己的岁数。所谓明白自己，一是命运，二是本质，三是价值。

冯骥才 著名作家、艺术家，民间文艺家、画家、全国政协委员。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一九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代表作有《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感谢生活》等。

[一]

冯骥才遇到过喝了酒打电话来骂他“不好好写小说”的读者。在这个“一首歌唱一辈子”的国度，人们习惯了“从一而终”。由画师而小说家，进而“行动知识分子”，进而博导、院长、（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绘画、写作、民间文化保护、教育四个领域里穿梭纵横，不可谓不“杂”。

“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树，从泥土里汲取各种营养，而现代性的分工把人固定在一种行当里，路越走越窄你看过雨果、歌德、萨克雷这些人的画吗？只有多个方向都看看，才能更深地了解他们，不是才能，而是心灵。”冯骥才自有道理。

一脚踏进民间文化保护的田野大致始于1991年秋。那一年，冯骥才在母亲的故乡山东举办个人画展，顺便往造像丰盛的东平县棘梁山考察。当地的娃娃手拿小锤问他：“要不要佛头，十块钱一个。”他登高一望，一壁摩崖上雕着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造像，上自北魏，下至唐宋，“文革”中多半已被砸烂，剩下的散落在漫山荒棘中无人照管，落得“十块钱一个”。

转年，画展移到上海美术馆。游周庄，他听说当年柳亚子、沈钧儒等南社诗友经常出入的迷楼正在出售，心里一紧，对当地文物员说，作价多少，我来出这笔钱。返回市区，当下把几天前台湾人想买而他不舍的两幅小画《落日故人情》和《遍地苏堤》卖了，带着钱赶到周庄，屋主已价涨三倍多。冯骥才一急，还要再卖画，被友人劝下：等你拿着钱再来，还会涨；放心，这买与不卖之间，房子肯定不会拆了。

稍后，画展移师老家宁波。借省亲之行，冯骥才看到了残破的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他卖了5幅大画，捐修这座粉墙青瓦、三进五开间的贺秘监祠。

回到天津，过年了。在年年都去的集市上一站，杨柳青年画已难得一见。天津南乡三十六村是杨柳青年画的主要产地之一，清代中期即有文字记载。在“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极盛时期，当地名家辈出，刻版技术卓绝；其中粗活派笔墨大气、色彩绚丽，细活派精雕细刻，近工笔画。日本人进城的时候，一批古画版沦为铺路踏板，毁了；“文革”中，或砸或埋，还有的被刨平了当切菜板。在四川大足石窟，在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景象。

1992年以后的中国文人，眼里读取不同的世情世相，然后分道，前行。冯骥才取了他敏感的那一部分，那些正在消亡的美。

他说，“个人命运受制于社会更迭，这几乎是一种绝对的无奈，然而，个人依旧能选择自己做什么。”比照《哈姆雷特》里那句台词“即使你把我放在果壳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他似乎用一生在验证“即使把我放在废墟上，我也能看见美”。

1966年8月，站在抄家后的废墟上，他拣起被撕了一地的照片，把撕碎的拼拢来，拼出一段段可以记起些什么的童年。

1976年，站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废墟上，他戴着头盔拍摄曾经的家。他要记录那些残垣断壁，那些发自地壳深处的伟力的造像。他撕下墙上当天的黑色日历保存至今。

2008年5月，站在北川县城对面的山坡上，他看见一座八十多米的“高山”从城外整个地移了过来，压着已成废墟的县城，忽然又见一团钢筋拧着，里面卷着一只大红色的胸罩和一盘结婚进行曲的磁带，他想，这是一对新人的。

更何况，人生还有那么些优美时刻。有一年，在巴黎街角，坐在露天咖啡馆，他看见一位当地女子身上好颜色：棕红色粗线毛衣，是那种褪了色的枫叶的颜色；灰绿色薄呢披肩，黑色长裤。女子在日光里读书。女子合上书要走，临走忽然伸长手臂从邻桌捏起一片金黄色的落叶。她举起来，在指间捻了一下，叶子转了个圈，被夹进书页。女子合上书，走了。

在妻子的笑容里，在97岁的母亲如今用

iPad画的人像里，在快要绝迹的泰山挑山工的肩头，在书房那架摆了几十年的小小天平上，他都能看见美。识美，才会惜美。

[二]

有一年，学者李欧梵在冯骥才家看到当年的《北洋画报》、《玫瑰画报》、《华北电影画报》和《醒俗画报》，眼睛放光，硬是“抢”下几本，包括一种印着周璇和蓝苹照片的迷你画刊《玲珑》。冯骥才的母亲、姑姑、舅妈的照片都上过《北洋画报》，相当于上海名媛的玉照登在《良友》上。

那是一段冯骥才很少向外界谈起的童年生活：在英租界大理道115号，兄弟姐妹六人，每人一位保姆—冯骥才至今记得奶妈的姓氏，1980年代初曾去探望照顾过他的保姆。逢年节母亲会请裁缝师傅给保姆们做统一的新衣裳，配的手绢也一样；父亲会吩咐门房分派红包，附近当公差的都可来领。父亲去大中银行上班这一路所遇的警察领了红包，会在行长的汽车行过时敬个礼—当年的商界排场。家中的女孩子们上教会学校，学钢琴和芭蕾，冯骥才爱画，家里就请了慈溪画家严六符做他的开蒙先生。

因为画画写生，冯骥才有走出书斋的习惯。20岁左右，他已开始对天津乡土艺术进行最初的勘查：杨柳青年画、木雕、砖刻、风筝、泥人、灯笼在他保存了近50年的《天津砖刻艺术》手稿中，有对影壁、门楼的详解，还有一张手绘的津门砖雕分布图。

那时候朋友们就说，大冯，你对世界的兴趣太大了。母亲则说，这孩子小时候眼睛还没睁就开始说话，精力旺盛，不知有倦。

母亲出生于山东济宁名门。外祖父与康有为走得颇近，曾迎迓过英国作家肖伯纳。冯骥才说，母亲易感灵动，心思细密，喜欢艺术，同时不失理智、镇静和韧性；他像母亲。朋友们说，正是这样的天性和特质，让他能够在文化抢救这件常常挫折人的事情上，走得这么远。

起点是天津，相伴成长的老城文化。民间文化学者刘铁梁说，冯骥才1994年开始在天津做的事，是2001年以后他在全国范围里进行文化抢救的准备。

冯骥才自成一套方法，跟人类学田野调查不谋而合。在天津老城区拆除前的一年半里，他跟一些同道中人聚合起来，地毯式勘察、测绘，为老天津留下五千多张照片：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义和团坛口旧址、海张五的大宅、益德王家的门楼、明代的文井、城中徐家大院、文庙东箭道上的三星高照砖雕、窑洼炮台附近记着重要史实的古碑他不断地写文章，在报上讲老城意味着什么。后来摄影师每到一户，老百姓就把家里的梯子搬出来，让他们上房，也不怕踩坏了瓦，有的人也拿起照相机，和自家的老房子拍照留影。

拆城当天，摄影家拍下两张人物肖像，一位95岁的寿星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一座城就像一个人，是有魂灵的，活的；眼里只有物，才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冯骥才看重口述史。他觉得文化不仅存在于物件、手艺里，也在人们的大脑里、心里。有关天津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人物传闻、地名由来，他都做成了口述资料。

天津最老的街道叫估衣街，近700年历史，有清朝嘉庆年间所建的山西会馆，有谦祥益、瑞蚨祥、青云栈等百年老字号，也有“五四”运动遗址天津总商会。“拆”字一来，冯骥才站在街头演讲呼吁，又制作明信片签售，当天的市民队伍排出两个街口，相声演员牛群也从北京赶来助阵。媒体声援，市民挂横幅支持，悬置数月。趁冯骥才出国访问，推土机轰隆隆开来。冯骥才回来一瞧现场，当街哭了。

他曾经问过那时候的领导，究竟要把城市建成什么样？通常有两种回答：一，没想那么多，先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再说；二，现代化城市。再问，现代化城市具体是什么样的？答，没想那么多。

这二十多年来，冯骥才保下的东西跟他收到过的救急电话、求助邮件相比，微乎其微。他常说自己是失败者，也常常感到孤独。他写过一些忧愤文字，但没有陷落其间。在转型年代，他已看懂不能被消费的文化寸步难行，仍然选择“自己能做什么”。屡战屡败中，他仍能看见每一点微小改变中的美。

[三]

2001年初，两个头衔上身：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院院长；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他问自己：年近花甲还能担负文化传承的责任吗？他画了幅新画《豪情依旧》。

学者陈思和说，文化血脉其实是靠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融化在具体的实践中转化为事功，点点滴滴地积累和生长，任何一种夸大的流行的文化现象，都没有救世的奇效。冯先生不鄙陋也不拒绝自身周围的环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强调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做好一两件有理想的工作，是我非常佩服而且推崇的。

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采访时，天津皇会文化展刚刚落幕，展厅里还陈列着相关文献，仪仗执事、旗幡、服装、高跷、锣鼓飞镲等一直摆到四五层楼高的前厅尽头。据说几天前因为下雨，民间艺人只能在这里表演，“武松”、“鲁智深”、“扈三娘”们虽说年纪一把，一上高跷，千姿百态。

冯骥才说，八成的高跷艺人都过世了，他的研究生们正在抓紧对传承人做口述史，将这种乾隆赐名、既有妈祖文化渊源又有哥老会形式的民间巡游仪式的历史沿革、代表人物、技艺特征、音乐曲谱等完整地存录下来，已完成五分之一。

跟着冯骥才走过一个个展厅，听他讲这12年来所做的事。最大的手笔是对全国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做了一次摸家底式的普查，于是年画、剪纸、山西大同的石雕，少数民族的音乐、服饰、史诗，藏族的唐卡、羌族的萨朗一浮出水面。

墙上有张中国地图，17个年画产地，冯骥才在60岁以后都到过，常常顶风冒雪，脚踩泥泞。天津杨柳青镇南宫庄子唯一的“粗活年画”传承人王学勤有个小画室，在城市化拆迁之前被冯骥才团队整体迁移而保留下来；在南赵庄的老字号“义成永”画坊里，团队整理出珍贵的资料。河北衡水武强县一户农家的屋顶上发掘的155个古版、山西新绛的古版，都有精品孤本，终于拓印成册。近年来，由中国传至俄罗斯和日本的年画也被收集整理、编印成册。

曾经有位记者追着要他举例说明，什么叫“许多遗产在我们尚未抢救时就已经消失了”。他说，你下去跑一跑就知道了—一座至少有500年历史的苗寨，他赶到时全刷上了油漆：木楼墙板涂白，勾上湖蓝花边，吊脚楼的木柱刷上翠绿，活像天上掉下个大礼盒。这是当地对“建设新农村”的理解和行动。

一座高坡上的古庙，明代的，不幸也被人们登上来开发，往“四植功曹”画像上刷油漆，他到时，四位天神已被刷没了一位。在京郊吕家营的一个古董仓库里，他看到过数百盏各式油灯，大大小小的粮斗至少上千，全是地道山西货。

一位法国的女学者在贵阳待了6年，使些小钱，让文物贩子到村寨里把老太太手里的民族服装、积攒的佩饰都收集起来，做完记录，打成集装箱往法国运。她走的时候说：15年以后，看中国少数民族服装到巴黎去！

刚刚结束的全国传统村落普查表明：保存和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有代表性民居和经典建筑、保持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如今还剩2—3个，2005年时尚有5000个；2000年全国有自然村371万个，2010年，263万个，10年间失去90多万个自然村，其中有多少古村落，根本不知道。

总是这样火烧眉毛。“许多事光批评政府没用，你得去做。梁思成保老北京那会儿，就是呼吁多做得少。要去田野山间认定和发现遗存，要和当地人讨论怎样保护好这些遗存，不能只坐在屋里论道。”

母亲懂他：你是想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她读得懂六尺男儿的“英雄”心。

冯骥才说，自己也没想到，最忙的阶段是在60岁以后。他常常忙得忘了自己，忘了年龄。可是愈忙，脑子愈好使。采访期间，他的言谈举止、记忆力、接收信息的速度、处理事务的效率，都令人吃惊。他告诉我，忙碌中的思维线条交错、光影相间，像是一种画境。

忙碌间，他说，也看清了世界，看清一种知识分子做事情的可能。尽管知道影子总在身后，他选择迎着阳光。

[对话冯骥才]

批评不为逞英雄

记者：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对于你来说，是什么？

冯骥才：有一次在河南，卢展工，河南省委书记，说话挺有特点的，他说：“冯骥才，怎么每年我听你观点都是两会期间？”我就笑了。因为两会时批评的声音可以传出去，平常传不了那么远。

做完这届，我在政协应该待了35年，等于做了半辈子全国委员。我觉得它有几个好处，一，确实让你眼界开阔了。个人跟社会总是一个点上的接触，两千多个全国委员聚在一块儿，就有了一个更大的面。第二个，它让你的眼睛比较关注现实。文人脑子里想象的东西比较多，但常常脱离实际，政协里有很多搞经济学的，你跟他们聊天，全是数字，讲的都很实际，经济学家从来不只谈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强化了你的责任感。曾经有个牛津大学的博士生问我，责任感会不会扼制艺术创造力，我说，责任是一种社会良心、文化良心，说到底它是一种爱。还有就是，你的声音可以让最高层听见。比如说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纳都是在两会上。

政协是一个批评的场所，有的委员那话说得非常激烈，那些话媒体不会报道，但现场听得见，我也说过很激烈的话，但三十多年里，没看到哪个政协委员是因为批评而出事的，没有。我跟韩美林这岁数了还在当，证明它还是需要批评的声音。如果内心真诚，表达诚恳，批评一定是比肯定有价值；如果引来对这些批评的批评，也很好，思想的价值在于启动思想。

记者：这个角色有点像古代的谏官。怎样“上折子”能让当政者接受和采纳，你有什么方法吗？

冯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1990年代中期，全国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一个老城形态的非常少，我就卖了一些字画，组织了一些地方通、学者、建筑师和摄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来记下来，印了一套画册，然后每个领导人送了一本，上面都写了一句话：这是您最心爱的城市。温总理后来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写上了：这是您最心爱的天津。这部书对天津老城现在还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规划是把原来租界中心的一块区域拆了造高楼，这部书说服他们把那块保留下来，连带周围的也全保留了。

前年的一个会，在人民大会堂，我对温总理说，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把中国600多个城市变得完全一样了，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悲剧、误植（这算够厉害的批评了吧），我们剩下的只有村落了；我说温总理，汶川地震那会儿，禹里乡沉到堰塞湖底，您不也着急么；我说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啊，我们民族的根实际是扎在村子里而不是城市里的。我说这些话，不是想跟领导过不去，更不是想表现自己多么勇敢。温总理当时挺感动，他说，我们不能让后代连农村的风光都看不见。

我觉得最主要的，你不要设置一个对立面，要把他拉到你这边来讲道理，让他跟你一块着急—这是作家的思维。作家的理想就是要把读者和自己变成一个人，去感受人和事、痛苦和美，我觉得这是作家的习惯。

记者：有没有保持思想独立的可能？

冯骥才：1990年代，有位领导人第一次到政协参加文艺界的座谈，我发言。我说昨晚我跟谢晋聊天，聊当代文学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品。想了半天，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是想象的民族，我们生活里有太多的事件、太少的想象。我俩算了一下，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的纪念日基本上都是事件性的。我们是一个事件的大国、想象的小国。我说，希望中央领导能够理解知识分子的特性；当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终极目标一致—都希望民族富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官员都喜欢说“时间就是金钱”，希望老百姓尽快富起来，这话是没错的，贫穷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是古往今来这些大文人，从莎士比亚到李白，谁歌颂过金钱，说它多么美丽多么迷人？他们不还是提醒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唯利是图么。我说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一是独立立场，不是“顺”的立场；第二他是逆向思维，也给政治家提供一种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觉的，因为看得远一点，很可能跟现实的利益发生冲突。

每年两会，我提批评意见可能是比较多的，当然也有让官员不高兴的，比方对文化产业化、官员政绩的批评，还有我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教育领导”，听说也有人不高兴的。我们这一辈跟我们的上一辈，经过的动荡比较多，我们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繁荣进步，所以不希望出现大的逆转和动荡—以现在中国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文明状况，是绝对不能动荡的—并不等于我们安于这种充满了负面东西的现状，还是要带着勇气去批评。

记者：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充满勇气的批评者最后变成了异见者，甚至所谓国家公敌？

冯骥才：原因很复杂。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各派容易把自己的意见极端化，极端化就会不客观。知识分子要超越政治的博弈。

保持独立的思想立场，并不等于没有倾向，但不应该陷入一种怪圈—有时候是不知不觉陷进去的。比方媒体推着一个人成为英雄，他恐怕得克服一些东西才能冷静下来。我觉得一个人在媒体上是站不稳脚的，人的脚只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说的作家的名字只能站在他的作品上。

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知识分子要表达态度。比如中国要不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当然需要。中国要往前发展绝对不可能绕过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但它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在特殊的国情里边，在各种复杂的矛盾里边，它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历史上有革命的办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还有渐进改良的办法，实际上改革就是一种改良。

另外，要想事情的可行性。我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办”。比如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做传统村落保护，必须要跟政府打交道，跟县委书记、村长打交道。当然他可能有我们不支持的东西，比如不良的政绩观，但他可能也真是觉得老百姓日子太苦了，我非得把这个村子扒了给他们盖房子。书记并不都是政治符号，他也是一个个人。我见过各式各样的（县委）书记，开过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在西塘，在婺源，把县长村长请来。

记者：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感觉？

冯骥才：跟以前是彻底不同了。十几年以前，我感觉特别艰难。你跟他吃饭聊天，他直让你喝酒，你说的话他都点头，但什么也不让你干，然后他就把你送走了，他还要干他的事。因为那地方很穷，他要让经济富起来，对那些个文化的事根本听不进，也听不懂。现在是懂多了，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想借开发文化发展经济，但还有一些是很有头脑的。比如湖南隆回地区有很多文化遗产：滩头的木版年画，竹子造纸，剪纸，还有花瑶，就是瑶族的一个分支、服装特别好看。那个县长参加过我们的论坛，听过我很多演讲，他说听过以后触动特别大，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过去的花瑶不愿穿民族服装，别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穷，住在山上（花瑶也叫过山瑶）；现在呢，这个县做了些工作，很多人上山来看他们的服装看他们的文化，他们就愿意穿—他就明白文化是能提升人的自豪感的。

我到了滩头，滩头木版年画的传承人是一个老艺人，已经过世了。他老伴有一个作坊，叫高腊梅作坊。他们有三个儿子，都不做年画。这县长就想，如果高腊梅再不传艺（有“传内不传外”的祖训），这门手艺就完了。他就让高腊梅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两个儿子回家学做年画，所在单位还给他们发工资我最多只能给作坊写个匾，而这个县长能建立一个机制让这门技艺活下去。这样的县长在全国我也见了不少。

记者：可见还是要心里先有文化，才能爱护文化。

冯骥才：人类历史上有两次转型，一次从蛮荒到农耕文明，一次从农耕到工业文明，转型期最容易丢掉文化的东西。觉悟得越早，自觉性越强，能保留的东西就多一些。但我们跟西方还不一样，欧洲工业革命经历了一百多年，是渐变的，缓慢的，文化上是有传承的，所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自觉，虽然他们也丢掉了一些东西。而我们是剧变，许多东西我们还来不急赶到现场就消失了。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光有文化自觉还不够，得有先觉。

觉悟了干什么？教育领导。整文化不在领导手里边，但是文化遗产（那些物）在领导手里边。我曾经跟一个市长说，您比我伟大得多，您想保一条街的话谁都不敢拆，您要想拆的话三天就可以推平。我们没这个本事，我们惟一的本事就是想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多数有文化遗产的地方没有懂它的人，如果有文化上的见识，不至于如此。每一种遗产如果在当地有一位钟爱它的学者，至少有了一道护生符。我现在带十几个学生，都挺好，我看准了，没什么功利心，肯吃苦。抢救必须有第一线的学者，学者中的志愿者。

记者：可是这些东西光保下来，不进入人们今天的生活，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只是一件文物。

冯骥才：对，怎么把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创新的问题，或者说，你有没有输出文化的能力。比如宜家，进去一看就是北欧风格，非常强烈的简约感、现代感。它为什么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因为在传统中找到了一种东西。欧洲北部原来是伐木工人聚居的区域，生活各方面都比较粗放、简朴，不像欧洲中部经历过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巴洛克那样的极致风格—人为雕饰、无所不用其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北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搞设计的非常自觉，把传统中的文化基因一下子演绎成一种现代的审美，就是简约，而且演绎得非常好，创造了北欧风格。

有一年敬一丹在我这儿看到一种特别的窗花，问是做什么用的。我告诉她，是过年时贴在电脑上的。这就是民间的创新。

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是我们各自最后的领土。法国，俄罗斯，都有强大的文化自觉。而我们的知识界还有多少人对传统文化怀有自尊和自信？我觉得中国当代的文学、绘画、戏剧、电影、建筑等等，基本上还处在邯郸学步的阶段，基本上是外国同类的试验场。我们能不能拿出一种文化产品，它即是现代的，同时是中国独有的？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得彻底沉下来，从自己的文化里拿东西。

学界一直陶醉于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寻找中国的问题来验证西方理论的高明。我们没有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我们深深地后退，连影子都快没有了。

脚下有五千年文化，但至今没有输出文化的能力，我们缺乏文化战略。机会出现过：80年代。但失之交臂。这以后，好像没有成批出现过那么多有想象力的文化人和文化产品，这也跟整个社会生活的物化有关。

记者：今天这个社会对知识人来说确实是考验，好像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被裹挟感。

冯骥才：市场和金钱。各种力量在把知识分子拉到一个东西里去，比如说，把作家拉进富豪榜—我觉得对作家是一个屈辱。

有一次两会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冯骥才，你认为国家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说，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必须是非常明确的、老百姓都明白的，就像奥巴马能给小学生讲明美国精神是什么；国家的价值观应该由国家来定义，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里的—第一个字就是钱；一个只知为钱的民族是没希望的。我旁边坐的是一位政协常委、大企业家，他说，我有点不同意见，如果没有钱我们这些商人怎么活呀，现在我们不是钱太多而是不够多。我不便当面反驳，只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你说的那是需求，不是追求。

后来又有记者追问我：你认为钱不重要吗？我说：钱重要，但是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凡是钱买不来的东西都比钱重要，比如健康、爱情、生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