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火车向前行驶 吕澎的艺术世界

今天， 吕澎就像穿上了童话中那双“红舞鞋”， 被写作、教学、活动、讲演、会议以及数个展览的准备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一个在行驶中的火车的司机，紧张得只能关注前方，而难以环顾路过的一个个美丽的景点。 ”

吕澎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曾任《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辑、《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1992 年担任“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

通常情况下，吕澎都很忙。

忙到什么程度？夸张的时候，“一周有三个飞机来回”，而最近三个月的日程都是按天来安排的，说得具体点，就是明天飞扬州，当晚飞成都，后天和大后天见不同的政府官员，然后是上课，接着到苏州看场地，周日再飞银川， 参加一个美术馆的开馆仪式和会议；再来飞三亚，然后飞迪拜两天，阿姆斯特丹两天，巴黎两天，布拉格五天。这会儿已经到四月了，接下来又去深圳参加一个艺术馆的会议，然后回杭州的中国美院上课，最后带着一个展览再去巴黎

这种日子会让他厌倦吗？“早就厌倦了。”他侧身坐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小工作间里，接受采访之余，还时不时需要照顾到一旁手机的微信消息—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吕澎好像有些后悔，“不能老这样。但这就是我该做的，要去做的。”

这时已将近下午三点，距离他的增订版《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发布和沙龙讲座还有五分钟。在这场主题为“我们如何看待艺术—历史判断是艺术判断的基础”沙龙上，主持人许楠开场道：“今天，你们穿越重重雾霾来到书店，窗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我们在屋内谈艺术、谈历史。我想，这就是我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时，为自己寻找到的一条小小的精神出路吧。”

至于吕澎，这位中国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的馆长、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批评家和策展人，在回应许楠“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谈艺术就是谈我们的人生，谈我们自始至终的精神生活、现象和问题。”

朋友

其实，何止如此—谈艺术，曾经就是吕澎的生活本身，但如今想起来，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光景。

那是一个有很多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时代。“除了上班，就是在家，没事就喝酒聚会，讨论最近有什么新的收获、读书的体会和感受。”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如果用密度来形容，80年代的时间利用密度只有10％。而现在的人是100％，即便一个人在工作室里，也得应对很多事情—今天的展览谁去，钱怎么解决，分工如何安排，准备资料和手续总的来说，那个时代从容，现在总是要赶，赶‘事儿’。”

1985年左右，吕澎认识的第一个艺术家是何多苓。“他是个名人，大家都想去认识他。那时有个风气，你在一个地方知道有这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说‘我想认识你，多多来往啊’之类的。”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比吕澎年长八岁。1977年，何多苓进入四川美院学习油画，同年报考美术专业未果的吕澎进入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就读，到1982年从各自的学院毕业，吕澎进入《戏剧与电影》杂志社任编辑，而何多苓已经凭《春风已经苏醒》成为“伤痕美术”的代表画家。

在吕澎的印象里，何多苓“聪明而英俊”，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后来又与周春芽、张晓刚等人交往频密。与何多苓一样，周春芽和张晓刚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老三届”学生，都就读四川美院。同年级的学生中，还有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杨千等人，其中，罗中立以《父亲》闻名于世，张晓刚日后以《大家庭》、《全家福》系列成为最受瞩目的当代艺术家之一，至于周春芽，这个版画系的毕业生后来画出 《石头》、《绿狗》、《桃花》系列，今天，据《2013胡润艺术榜》的统计，周以4.7亿元的总成交额，已成为中国“最贵的”在世艺术家。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艺术家圈子都显得和气且自由，对于吕澎来说，进入那个圈子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了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等人，他后来又认识了画家叶永青、毛旭辉等人，“但是，我们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关系，一块喝酒、打牌、聊天，很少认真谈及艺术的学术问题。涉及艺术的谈话总是在泛泛的聊天中随意两句，不像王广义、丁方、舒群、张培力这样的艺术家，与他们交谈总是让人紧张和累”。

1980年代末，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李路明希望吕澎写一部反映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书。1989年4月，吕澎和周春芽去长沙玩，因而结识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负责人萧沛苍及邹建平—当然，他们也都是艺术家—并最终决定写《中国现代美术史》。1989年5月，吕澎和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现代美术史》一书的合作者易丹从四川省国际贸易促进会那里搞来3000块钱，着手资料的收集，并开始拍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电视片。

第一站是重庆的四川美院。在那里，他们拍摄了张晓刚、王毅、叶永青、杨述、马一平等人；5月19日，飞往北京拍摄，几天之后又飞到长沙，拍摄李路明、邹建平、萧沛苍等人；5月30日抵达昆明，拍摄毛旭辉、潘德海、马云、陈恒吕澎记得，表现主义画家毛旭辉当时经济拮据，画画的条件很恶劣，只能从电影公司拿一些颜料和材料回家；以“苞米”系列出名的潘德海当时只是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画画的房间接近牢房，由于房子太黑暗，他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以表达对阳光的渴望”。

因为所在单位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正就一部电视剧在打官司，吕澎得以经常去北京。他住在栗宪庭家里，并因此认识王广义。“老栗”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之父”，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推介居功甚伟，而王广义则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波普第一人”。1989年10月，王广义所在的单位珠海画院要求他在三个月内离职，王一边到北京来领取第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一边寻找工作，让吕澎印象深刻的是，“即便生活的问题如此严重，但是，王广义仍然能兴致勃勃地大谈学术问题，紧张的政治空气也没有怎么影响他的艺术思维。我们谈到很晚才睡觉”。因为王广义，吕澎又开始与舒群、彭德、魏光庆等画家有了联系。

1989年12月，吕澎和易丹进入艺术史的全面写作，“有时，周春芽、张晓刚等一大群人在我家打牌，我也仍然抓紧写作。（次年）1月底，我和易丹就完成了各自的写作和统稿工作了”。那便是《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写作美术史，遂成为吕澎日后的志业。

艺术进入市场

吕澎，以及他的朋友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忙起来？答案是：1992年。

1990年，吕澎和朋友一起，创办《艺术·市场》杂志，第一期推介的艺术家便是尚处于潦倒境地的王广义。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艺术家都很穷，但另一方面，商业世界开始发生变化，例如，过去企业拉关系的手段是送烟送酒，但从那时开始，送画成为一股潜流。因为大学同学的关系，吕澎决定在南中国的广州办一个“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目的是给年轻艺术家提供展览、发表、卖画的机会。

著名摄影师肖全拍摄记录了吕澎和黄专、邵宏、杨小彦等人焦头烂额筹办双年展的情景。在《我们这一代》中，肖全描述吕澎，“他用手来回理着头发：出版，还是出版有意思，拿一堆钱出来设奖，搞一个名堂，保证又要引起轰动，肯定又要‘出事’”。

“广州双年展”引发了轰动，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参展艺术家的画作丢失、买画的公司不能及时处理付款。最大的争议还是艺术进入市场后的结果。不少人认为，中国艺术“可能要完蛋了，艺术可能要被金钱所转移”，也有人批评，“通过商业来推动艺术基本上是痴心妄想，会毁了艺术”。

时至今日，艺术与市场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现在市场的副作用很明显，会有人很困惑—这就是市场的结果吗？有些人不一定细致地分析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只说金钱毒害了艺术”。吕澎认为，“广州双年展”之后，国内艺术生态的变化已经不可更改逆转，“艺术家、批评家、画商、企业以及整个社会都在对艺术进行重新认识，正是这样的‘重新认识’，构成了今天的艺术的生态基础。对此，我很难从好坏、善恶、先进或落后这样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评价。”

那么，整个90年代，吕澎在做什么？

“谋生”，吕澎说。1993年，王广义、方力钧、徐冰第一次参加威尼斯，而吕澎则开始经营公司，“开始与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人打交道，开始被有钱的人指来挥去，开始了对过去的陌生，开始注意到自己随时都可能死去因而提醒自己生活中的得失无关紧要，开始发现文化人越来越对金钱感兴趣而商人越来越想到文化圈内图虚荣，开始羡慕青少年，开始真正意识到时间的珍贵，开始稳重不慌不忙地做事，开始再次去思考友谊、理解与同情的真正含义”

吕澎从来不是一个身份“纯粹”的人，他在资本、话语权、学术批评和私人朋友圈之间游刃有余，而这正是他惹人争议的地方。他知道很多人骂他，“但我不理”。在他看来，市场“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切得很干净，这个时代的分工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你守住一个角度，就会令一个事情无法完成，”但他又强调，“（你）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每个角度有它的意义和规则，你要是做得不好，你就会损害它。”

2003年年底，应地产商陈嘉的邀请，吕澎把何多苓、周春芽、王广义、叶永青等12个艺术家带到宁夏贺兰山脚下，请他们设计12栋建筑群落。后者设计的“贺兰山房：艺术家的意志”建筑群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授予“中国建筑艺术奖”。然而，就在获奖的当天，陈嘉就不得不叫停项目—设计的建筑面积超标、预算严重失控，2004年8月，项目“烂尾”，何多苓的“泉水别墅”，周春芽的“太湖石系列”，王广义的“意志”，叶永青的“草叶间”都成为贺兰山下杂草丛生的荒地上的废墟。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2007年7月，在吕澎的策划下，张晓刚、周春芽、何多苓、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张培力、吴山专这八个代表不同风格和类型的当代艺术家和都江堰市政府签约，设计建设集私人美术馆、中心美术馆和艺术研究所于一体的“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在签约仪式上，周春芽还热情地表达了自己1987年在德国留学时的三个愿望，“第一，我站在世界上唯一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想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高速公路；第二，我在德国的一个超市里面，想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丰富的食品；第三，我参观了当时欧洲许多城市的美术馆、博物馆，我想，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些美术馆”这个项目预计于2008年10月竣工并投入使用，不过，现在网络上再也搜索不到这个项目启动之后的信息。

2009、2010、2011这三年，吕澎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特别机构邀请展“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改造历史”当代艺术展以及“成都双年展”，其中“改造历史”耗资1800万，参展艺术家高达291位，大展汇集了他们从2000年到2009年的1300多件作品，除了蔡国强，“四大金刚”中的徐冰、黄永、谷文达都来了，而“四大天王”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也悉数到场。

不过，那仍然是一次毁誉参半的展览。有人质疑蔡国强、艾未未和徐震为何缺席，也有人质疑吕澎抢夺话语权，办这个展览是圈地占山头。后来我问吕澎，“在‘改造历史’中，你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时，会百分百忠于内心吗？”吕澎回答：“差不多；有一些妥协和打折扣—坚持原则和妥协是必要的，（妥协）肯定会有问题，但原则没有跨过去就行了。一件事不能十全十美。这是个没用的词，每件事都会留下问题。”

到了2011年的成都双年展，投资变成3500多万元，而吕澎被追问得最多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被政府‘招安’了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吕澎的回答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策展肯定会有妥协，任何事都需要协商，“如果两分钟的真理太长，那允许50秒的真理也行”。

“忙忙慌慌”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以四川美院学生为代表的“艺术川军”在全国美展上一鸣惊人，时至今日，已经是中国当代艺术圈最不容忽视的群体之一。栗宪庭曾说成都的艺术家“扎堆合群”，不像其他地方的艺术家那样“有过多的门派之见”，而吕澎也并不讳言这种带有“抱团”性质的圈子文化，“四川的艺术家之间比较亲切，相互之间比较容忍，像‘兄弟会’。”

2011年7月，在老朋友周春芽和建筑师刘家琨的劝说下，吕澎担任成都当代美术馆的馆长。截至当年，大大小小的艺术家群落已经遍布成都的东南西北，新旧“蓝顶”、“浓园”、“西村”、“北村”相继出现，艺术批评家陈默认为，成都已经“成为继北京之后，中国第二大艺术群体聚居区”。

画家唐蕾的“小酒馆”和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都见证过90年代及新千年后成都艺术家们的交情，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叶永青等人是这里的常客，吕澎自然也厕身其间。他把这些朋友写入自己的艺术史，偶尔也批评他们，但更多时候，他欣赏他们的才气、品德和艺术成就，并怀念早年一起喝茶聊天的日子。并非故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那个时候感觉更开心一些，“可能是因为年轻。只要年轻就开心，不年轻就不开心了；事儿多了，问题也就多了”。

到了今天这个“忙忙慌慌”的时代，大家见面已经不是为了闲聊，“见面肯定是有事儿，谈完了事儿才开始问：‘你最近怎么样？’”无论是他的朋友们，还是吕澎自己，都已经到了需要掌握好分寸的阶段，“做事要小心一点，别做错了—以前什么都可以谈，而现在，特别是和经济有关的事情，存在利益的时候，就很难（像以前那样谈）了。”

1990年，旅居美国的何多苓写信给吕澎和易丹，感慨中国画家在美国极难进入主流圈子，画画“不叫搞艺术，叫搞Business，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个Business伙伴”，略感苦闷的何多苓在来信中说，“请你们设想下：晚上，我坐在捡来的破安乐椅上，想起国内十年来的新美术运动，吕澎手拿录音机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江河的文章，小翟的诗，周春芽画的鬼脑壳，是一种何等隔世的感觉。”

吕澎在回信中一面劝何多苓回国，一面也表达了自己坚定办《艺术·市场》的决心，认为在 “不得不承认商品社会中价格的象征意义”的条件下，“宣传、肯定、推荐、扶持具有学术价值和艺术史价值的艺术”，帮助建立一个健康的艺术市场，“我也知道我们距希望达到的目的太远太远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一点事，每个人都在作无止境的期待，那么，中国人就会永远悲哀下去。”

二十多年过去，很难说吕澎当年期待和推动的“艺术进入市场”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都已经变得很忙。吕澎也坦承，“我已经被每天交替去从事的工作—写作、教学、参加活动、讲演、会议以及数个展览的准备—压得没有一丝时间去关心别的问题，我就像一个在行驶中的火车的司机，紧张得只能关注前方，而难以环顾路过的一个个美丽的景点”。（《吕澎：“溪山清远”仅仅是一个提示》）

“吕澎并不是一个可以将自己关闭在书房中的知识分子，他热爱行动，也总是事务缠身，”他的合作伙伴、策展人朱朱评价，“对他来说，古代文人的园林生活是他在劳累、烦躁的状态之中的一个甜蜜的梦想，一个乌托邦。他经常会自我许诺，要在明天过上那样的生活，但第二天他又会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事务之中。”

朱朱记得，2009年在威尼斯双年展策划“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期间，他们在酒吧闲谈，“他忽然说到自己就像穿着红舞鞋，必须不断地跳下去，这是他的一幅自画像，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充满剧变的年代里每一个人处境的隐喻”。吕澎回应说：“一穿上那双鞋就必须跳舞，跳到最后，好像有某种悲剧性的结果—我忘了，但是我知道穿上那个鞋是脱不下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走向这个路，好像是不能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