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在2024年9月29日发布了六起涉产品质量的典型案例，指出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构成犯罪的，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此次事件从首次举报至今已有五个月之久，其间也堪称一波三折，但仍有许多疑问留待解答。相关部门乃至公检法机关理应继续深入调查并及时公布全部真相，特别是查明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与腐败疑云，还当地学生与当地公众一个安心的餐桌。

真凶现身，阻断了这一冤案变成铁案，但显然，冤案纠错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上，而应基于对客观证据与正义的坚守。公检法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到，冤案就不会发生。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敬畏天理，慎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起事件揭示了食品安全领域里的一大问题，性质与后果均相当严重。主管部门与公检法应介入调查，彻查这个行业中所谓的“公开的秘密”，回应社会大众的关切。同时，有必要建立可长可久的制度保障，从立法与监管上防微杜渐，让有毒的煤制油远离千家万户的餐桌。

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

据多名受害人讲述，和“警方”对接后，双方一般通过Skype、WhatsApp等通讯软件开展线上“笔录”。通过视频软件，刘思晴和Maggie都看到了自己的办案“警官”。对方“穿着一身浅蓝的警服，戴着白口罩”。不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极其短暂。 针对海外留学生的电诈活动有“专属剧本”。诈骗分子首先会冒充公检法机关、使馆、海关、国际快递公司等工作人员与留学生联系，随后以涉嫌洗钱、偷渡、走私等犯罪行为要对其进行调查，以海外人士最为关心的学业、签证等为由进行威胁恐吓，最后要求其汇款转账。 上海市反诈中心对2022年以来涉及的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分析发现，案件中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为22岁，年龄最小的仅17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00后。

从任阿姨哥哥的反馈来看，门店不仅派“专人”跟着去银行或取现或转账，还“帮”着他们眼中的“笨爷叔”向支付宝借贷。如此行为，显然是利用老人的认知障碍欺骗或强制其消费。

到底是迷奸、勒索还是诬告陷害，此案终究要有一个结果。如果迷奸、勒索成立，那么刘颜二人就应该接受惩罚；如果诬告陷害成立，那么当事女子就践踏刘颜二人的名誉权，同样应该接受惩罚。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公检法都该让本案水落石出了，不应该让任何一方的违法犯罪，变成“稳赚不赔”的零成本高收益行为。

理论上，“一人犯罪影响子女考公”是不成立的，“一人犯罪影响子女进公检法”在家庭成员有重大恶性犯罪时才是成立的。更进一步，法治或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实践应该向法条靠拢，而不是相反。所以，如果发现“实践上”与“理论上”有差距，那就应该推动前者向后者收敛。这是一个真问题。

再厉害的骗局，再与时俱进、花样百出的骗术，都有仅凭自身能力无法解决的硬伤：一旦不能掌控目标对象的身份信息或手机、电脑，一旦目标对象有底气、不怕事、遇到事情不怵，骗局就成了瘪气球。

曹昕婕的维权，是想追责被拐哥哥的养母。但一年多追索下来，一直卡在“追诉时效已过”的法律难题之中。而更让人唏嘘的是，哥哥不仅坚决反对追责，还远走他乡。 “过去是纸质化办公，许多基层办事部门几乎难以留存二十多年前的立案材料。因此第一次报案的留底也无从查起，往往演变成家长和公检法部门各执一词的局面。” 与南方周末记者通电话时，李义芳说，只希望入土之前见一眼刘兰华。“我现在没有身份证，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保。为了寻找刘兰华，我已经付出了一辈子。” （本文首发于2021年10月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