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的兴起与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管控息息相关，其衰败亦是如此。 新机制之下，项目主导权从财政部变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部门变更后，处置十余万亿元的PPP存量项目成为难题。 新机制将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而截至2022年，使用者付费模式占项目库额不到10%。其余90%的项目依赖财政资金。 长期以来，PPP领域缺乏纲领性法律条文。新机制之下，如果PPP条例能够出台，将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空间。

中国绝大多数水域资源属于国家，政府的职责以防洪和治理为主。民用船艇不得随便下水，水面资源荒废；政府建设以外，民间投资很有限，水路和码头建设的数量很少，不足以撑起“全民玩水”的产业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9日《南方周末》）

这些以不同形式返乡的人，与疫情相遇，也和当地的公益组织、乡村社群产生了密切互动，诞生出新的公益模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 张学龙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再三强调，民间力量要再造故乡，经济不是大问题，肯定会有投资，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处理事情的解决办法和思维方式，“知识是最实在的东西。”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2日《南方周末》）

民间投资增速在半年内从10%下滑至不足3%，惊动了决策层。

温州新旧金改叠加3年有余，各项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通道都在温州建了起来，但在政策桎梏与宏观经济周期调整的双重掣肘下，“两多两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依然考验着温州。

在德国，大大小小的能源合作社组织有八百多家。这种当地居民自主式经营、共同参与能源投资的独特方式，预示着德国能源转型绝不仅是技术转型，而是能源拥有者的转型，这为中国的能源改革、投资提供了新的启示。

一场轰轰烈烈的掘金游戏在河南郑州上演并迅速被叫停。民营控股的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试图以模仿A股交易、全民投资的方式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掀起了一幕投资狂潮，也因此仅狂欢六日便戛然而止。 在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而大量中小企业却苦于融资之难的中国，交易所的探索别有意义，但此间的财富乱象与利益博弈却发人深思。

中国曾经援助非洲很多国家，现在又投资很多大型项目，但普通加纳人接触不到这些，相反每天都能接触到非法采金人。中国小企业在非洲很多，如果鼓励他们遵守当地法律和信用，等于扶持众多民间大使，中国成功的机会可能更多。

成都非遗公园投资数亿、占了6500亩耕地，但只办了两届非遗节，就遭废弃。其中的仿欧式小镇建筑被炸毁，土地被政府出让给开发商，变成了养老度假村项目。通过这个建了再拆的过程，耕地被成功变成房产开发用地，而最初参与投资的民间资本则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