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如何判定“疑罪”，如果不是疑罪，却按“宁纵勿枉”去判，必然导致“出罪”之错增多。疑罪从无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于疑罪本身却缺乏深入研究，导致如何判定疑罪成为问题。 “泛疑罪化”就是把一些本不属于疑罪的案件当成疑罪。按当前一些法院的“防错”意识，恨不能把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用数部摄像机无死角地拍下来，才算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现实中怎么可能都做到这一点呢？

2013年，北京一中院经重审，认为证据不足，改判常林锋无罪。《人民法院报》评论认为，判决体现了“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 重审二审的辩护词提出，常林锋有罪供述的情节，公安机关去核实相关证人、证据后发现大都与供述无法吻合。法院判决认定，常林锋供述的部分情节，与其他证据存在不一致性，但均不属于定罪量刑的事实，他供述先杀人后焚尸的基本犯罪事实得到了其他证据印证。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表示，类似此案这样，法院改判后再“改回”的情况很少见。

2020年1月13日，山东高院宣判，曾因“奸杀女生”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超无罪。

如果检察院果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在3年前做出不起诉决定，崔善村夫妇就不用提心吊胆3年时间，或许他们的小印刷厂也能继续运营下去，真正为创造就业作出贡献。

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

在司法领域已经通行“疑罪从无”的原则。相比之下，对没有走私行为的操作失误，海关为何要处罚企业？其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司法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朝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宁纵不枉”。

“案件破不了，诉不了，判不了，那就只有一个选择：疑罪从无。”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移，庭审实质化、去形式化，将是刑事审判下一阶段最显著的变革：贯彻“直接言词原则”，重要证人应出庭接受交叉询问。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司法人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意见强调，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