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三十年的低息时代，日本银行业净息差持续下降，在2020财年以后降至0.6%。 利用西方金融机构因雷曼事件受到削弱而被迫缩减在亚洲业务这一事实，日本大型商业银行集团加强了海外业务。如今，这些海外业务是大型银行集团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日本逐步推进金融放松管制，日本银行业开始摆脱传统银行业务，转向更多元化的金融业务模式。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是开放的结果。首先是对外开放。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从国外传入的，早期互联网创业者包括一批海外留学归国的中国学生，还有关注国外互联网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也吸引了大批的国外资金，投资中国互联网市场。 还有内部的开放，也就是鼓励创新，尽量减少管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之初，可以说是“野蛮生长”，基本上没有事先的管制。

CITES大会上，以色列坚持主张，猛犸象牙的贸易应该受到管制，否则现代大象的象牙也会被打着“猛犸象牙”的幌子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不过，这一提案没有成功。 现代象牙禁贸之后，没有贸易制约的猛犸象牙的交易量开始激增。1997年猛犸象牙交易只有17.3吨，到2012年交易高达95吨，十五年间增加了约450%。 目前，打击非法象牙贸易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模式——高层重视、制定严格的国内禁贸法律、强有力的执法、舆论一致的象牙“去商业化”。

以反倾销为武器，国产血液透析机生产商对进口商发起了一波进攻。与昂贵的机器相比，生产商从不起眼的透析管等耗材上赚取的利润同样丰厚，并且不用处处受到管制。这个捆绑销售的模式之所以盛行，土壤则是公立医院“以药养医”形成的利益同盟。

这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人口数和出租车数量均最为接近，也实行着几乎完全一样的管制模式。但北京和上海一个饱受打车难之诟病，一个却在业内被认为“管得最好”。很难说上海形成了一个“好”的市场，只能说眼下看起来“不坏”。虽然“管住了”，但是否“管得对、管得有效率、管得公平”，上海依然还在努力寻找答案。

如果中国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严得不够；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只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那么，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模式案例，即发展的“中国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