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钟伟就曾推算，每新增 1 个真正意义的城市人口，城市政府需要付出人均 20 万元的各种城市综合配套投资。 2020年，赵军洁和课题组成员曾对山东济南、烟台、浙江台州等东部地区大中城市落户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平均一个农民工（外来人口）进城落户成为市民，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约为11万元。

三农要发展，应当把“三农问题”改成“三农的现代化”。首先要改变身份意识，农民城市居民这个身份意识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居住场所的选择。 近年来，中央也提出不要将优质资源都投入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应分散投入到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域。以后，人们从农村可以流向三四线城市。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字，实现人的双向流动，才能均衡发展。农民有进城的“中国梦”，城市的人也有下乡的“中国梦”。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06日《南方周末》）

从喜德县搬下山，靠城市再近一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前）住高山，不通路，读书的时候，上小学要四小时，回去再要四小时，走路。” 比起周遭村落，“牛圈房”的村民显现出更鲜明的教育自豪感，几名受访者都提到，“牛圈房”的孩子，有四十多个读了专科以上，读到大学，甚至个别读了研究生。 熊超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川兴镇是西昌市的教育大镇，目前本地学校的教学任务已经过载，学位不足。“小学基本上一个年级四个班，一个班坐八十多个孩子。” “向往美好生活，离开低效率的高山地区，到平原地区来种粮食是好事情，农民进城是好事情，易地搬迁也是好事情，有些问题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应该倒逼制度改革。”冯楚军说。 （本文首发于2021年1月21日《南方周末》）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近日公布。很多地方土地二轮承包即将到期，“长久不变”如何落实？能否稳定新型经营主体预期？进城农民承包地怎样处理？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权益如何保障？在国新办11月28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耀回答了上述热点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也称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显著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挣钱回乡，享受晚年在农村“过自己的小日子”。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为了扎根城市，寻求更多的个人资源和发展机遇。

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要用3年时间，牵头完成一部管未来30年的乡村振兴促进法。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告诉南都，过去有一种认识：只要城镇化发展了，农民都进城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这样。乡村振兴的目的，不只是简单让农民变市民，或是把村庄改建成城镇居民小区。” 在他看来，乡村振兴不仅关乎“农民兄弟”的利益，更与现代化国家的健康发展直接相关——城市与农村是“命运共同体”，一个逐步衰弱的乡村，无法托举巨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发展。

韩俊介绍说，土地确权是保障承包经营权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做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规范管理和服务，也是必要的制度保障。最后，还要保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