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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ESG产业:锚定治理创新推进可持续导向的转型与变革
在当前各方力量共同推动ESG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超越仅仅从企业层面讨论ESG的视野,转而从政府治理创新的角度,去探讨区域层面ESG发展如何提升经济、环境、社会系统的含金量、含绿量和生活福祉。 -
王拓:用历史的素材讲现在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做历史的人,也不是一个做电影的人,我只是借用历史事件讨论其他的事……重点在于用历史的素材讲现在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为“卖淫女”看病,被判协助组织卖淫:一桩旧案引发的争议
陆涛觉得作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不需要过问病人是什么身份;另一方面,他自己还是个开“黑诊所”的,这些女性也未曾向其求助。 法院认为,陆涛明知道老板不让“卖淫女”出去看病是方便控制,仍然听从安排,多次上门为“卖淫女”看病、打针,客观上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 这桩十余年前的旧案,近期在互联网上被重新提起。除了协助组织卖淫罪,该案是否涉及非法行医罪、医生的强制报告制度也引起讨论。 -
拉拢与针对:莫迪访问不丹的多重玄机 | 智库视点
中不边界谈判进程逐渐向好,双方建交亦再度提上议程,让印度在不丹的唯一指导地位再次受到动摇,印度对中不关系改善十分敏感,试图进一步采取措施套牢不丹以保障国家安全。 当印度外交秘书维奈·莫汉·夸特拉 (Vinay Kwatra) 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莫迪总理和不丹领导人之间是否讨论过中不边界争端时表示,这仅是中不“两国之间的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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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到盆满钵满,推到一干二净?带货主播应为产品质量担责
央视3·15晚会曝光多家食品公司生产的梅菜扣肉使用不合格的槽头肉后,曾为这些商品带货的几家知名直播电商近日先后作出回应。不过,这些回应也强调,自己是该商品的带货方,不是生产方和直接销售商,这引发了关于“带货主播是否应为产品质量负责”的讨论。 现在的直播带货,其货源有两种。一种是直播间“直营”,也就是在直播间销售自家网店的商品。另一种是“带货”,即给别家网店的商品做代言推销。消费者点击直播间的链接购物,是由别家网店直接发货,通常不会与直播间的主播一方发生交易。 根据广告法,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也规定,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直播带货,确实丰富和拓展了商业销售的模式和边界。传统的广告代言,消费者对“明星只是代言、商品销售者另有其人”有着清晰的认知。直播带货则不同,商品销售链接就挂在直播间里,在时空上几乎无缝衔接。这时消费者很可能不会仔细辨别谁是真正的商品销售者,更多是出于对主播的信任购买商品,那么带货主播自然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真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既盆满钵满又完全免责,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
《江河日上》《江河之上》齐上映, 环保剧火了吗?
《江河日上》和《江河之上》,相似的名字带来了“集聚效应”。“任意一部剧改个名字,可能结果就是各播各的,不会被拉在一起讨论,没有这么高的关注。” “敏感、专业、说教、戏剧性弱等,都是以往人们对于环保题材的刻板印象。” 2005-2021年,环保剧数量大概两三年推出一部,2022年以来,迎来“小爆发”,电视剧里的环保问题包括企业排污、水污染、乱砍滥伐、农村环境污染等;主题融合了环境污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林业改革等;主角通常是国企工人、村支书、县长、市长等“体制内”人物。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21日《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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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未升副教授转岗后勤”,应正视“博士供过于求”现实
近日,一则《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流传。其中,“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这一内容瞬间引发网络热议。 有网友感叹“以前只是985名校非升即走,现在地方名校也开始效仿”,顺带再度引发了有关“青椒待遇悲惨”的一些讨论。其实,这则“新闻”本身是一篇三年之前的旧闻,其所反映的问题并不自今始,而问题本身也并非“青椒难熬”那么简单。 “博士不好就业”的现象已经延续多年。“上海交大医学博士当中学保健员”“核物理专业博士应聘城管”等新闻层出不穷,反映的是博士“向下兼容”的现实。在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脱节的今天,社会各界理应正视“博士供过于求”的现实,高校理应思考博士招生培养计划的调整之道,象牙塔里的学子也应直面这一变化,认真考量“要不要攻读博士”这个重大抉择。 -
法院案例库自上而下VS裁判文书网自下而上:类案同判两条路径缺一不可 | 快评
法院案例库可以说是实现“类案同判”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由最高法来确定某一类案件的“正确”的裁判案例,作为权威案例进入法院案例库,这些案例一定程度上有了判例法体系下案例的作用。 裁判文书网则可以成为实现类案同判“自下而上”的路径。同类案件的裁决可能有不同,但裁判文书公开之后,引起公众、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意见碰撞和探讨。“真理越辩越明”,在这样的讨论中,各方对法律的理解也会逐渐趋向一致。 -
如何消除干部的“怕”?社科界政协委员热议防问责泛化
参与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3点建议:审慎问责、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以及给予干部更多的信任和放权。 -
“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到家门口:基层立法联系点里的那些细节
在三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阳军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较多,而且担心“万一说不好,触碰红线”,会出现“没有意见”的情况,而老百姓与政府部门不同,“有什么就说什么”。 在讨论如何对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这些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单位命名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借鉴甘肃省和一些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扶贫工作联系点的做法,使用“立法联系点”这个名称。 在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征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意见时,讨论就很热烈。参会的农民和村干部,在“会场上都要吵起来了”。这部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涉及股东成员的资格认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不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经过近 10 年发展,众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目前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如何让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一直保持新鲜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