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我众叛亲离 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