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 把毛泽东诗词译介给全世界

聂华岑与笨文作者（左一）在安格尔铜像前  图/ 作者提供

　　“有一天，PAUL突然问我：‘听说毛的诗写得不错？’”
　　PAUL是指聂华苓丈夫、美国著名作家安格尔。每次提到PAUL，她的语调都格外柔和。
　　“我就给他说，毛有些篇章的确很棒。他马上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译几首呢？”
　　聂华苓动了心。牛刀小试，居然大获成功，初译的几首毛诗在华人文学圈很快流行起来。一个偶然的即兴建议从此发展成了一个正式的事业，聂华苓、安格尔合作的英译毛诗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在美国和法国出版发行。
　　为了译毛诗，聂华苓不得不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首毛诗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告诉笔者。
　　长征的故事，延安的故事，整个红色中国的故事，就这样一步步走进聂华苓的视野，新鲜而朦胧。
　　“接着我就挨骂了。台湾报刊骂我不忠不孝。”聂华苓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聂华苓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两边都对我想象过度了，把一个文学事件政治化了。”回忆这段风波，聂华苓满脸的无奈。
　　但无论如何，毛诗英译无意间为聂华苓开启了人生的一个通道——梦萦魂系的故园向她张开了双臂。“四人帮”垮台不久，即1978年，聂华苓重返阔别三十年的祖国。受到的礼遇之高，超乎她的想象。
　　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
　　相遇聂华苓，多少有些意外。刚到爱荷华就问陪同官员，有没有机会拜会聂华苓？陪同官员说，他们早已知会聂华苓，但她住在山上，刚下过大雪，路上尚有积冰，开车下山怕有危险，所以没安排。我也就不指望了。2日上午造访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陪同官员突然提示说，中午聂华苓请我们吃饭。跟写作坊负责人谈到11点，一个人推门而入，所有人一齐站了起来，我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华苓了吧。
　　果然不差。风尘仆仆的聂华苓显得瘦小而又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握手，寒暄，然后一群人围着靠墙的安格尔铜像合影。身为写作坊教父的安格尔，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人群中间。
　　“他特别强壮。”聂华苓骄傲地回忆说：“八十年代我们买了个很大很大的微波炉，重量超过一百公斤。他从车库直接抱到二楼厨房，途中根本不停下来歇口气。”
　　尽管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安格尔还是扛不住命运的闸门，而在1991年溘然西去。那年聂华苓66岁。
　　“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聂华苓神色黯然地说。
　　两部心爱的相机也都送了人。“我很喜欢摄影。PAUL的合影照，只要没有我，一般都是我拍的。但他走了之后，我再没什么照片可拍了。”
　　对PAUL的记忆那样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一个通灵大师主动要给她预言未来时，她竟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在写作坊办公室象征性地停留了几分钟，聂华苓就招呼我和翻译随她出门。门外白雪皑皑。
　　“那是我的车。”她指着不远处一辆银灰色的两厢车说。那车的档次，估计跟国内几万块钱一辆的小车差不太多。
　　说着，抬腿就朝自己的坐驾走去：“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吃饭。”
　　雪地挺滑溜的，摔一跤肯定不轻。我赶紧伸手把她拉住：“聂老师咱们就在这等，叫司机把车开过来嘛。”
　　老太太乐了：“咳，我哪来什么司机。”
　　翻译也笑了：“你以为是在国内呀，这里的老人都很独立，都是自己开车。”
　　一排排小别墅从车窗两边哗啦啦地整齐后退。爱荷华实在太小，转眼间一片一片空旷的农田扑面而来，车子出城了。很快，一条河流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爱荷华河。我们到了。”聂华苓说。
　　“但这里还不是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去得最多的地方。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
　　我当然只好摇头。她叹口气：
　　“这你都不知道呀，答案其实好简单，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家呀。”
　　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笑完了，老太太很郑重地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不知道你下午的行程怎么安排的，但我家你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尽管事先有安排，吃完饭后我们还是先绕道去她家。
　　聂华苓家掩映在半山腰上的丛林中，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山坡，积雪像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毛毯，丰腴而松软。山下也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蔚蓝的爱荷华河在丛林中若隐若现，充满诱惑。
　　我只在楼上停留了不到一分钟，但我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叫诗意的栖居。

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
　　1964年，29岁的聂华苓从台北飞到了爱荷华。
　　“飞机飞上天空，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聂华苓回忆说。“直到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我都有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可能。”
　　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刚逃到台湾，聂华苓的名字就跟《自由中国》杂志连在了一起，跟雷震、殷海光、胡适这一个个政治敏感词连在了一起。当她飞向爱荷华时，杂志早已被封，社长和其他三个同仁都身陷囹圄。
台湾15年，聂华苓经历了太多恐惧，跟踪、抄家、隔离如影随形，一个不喜欢参与现实政治的弱女子，却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她承担的风险。也就因此，台湾岛那个泪珠般的小岛，在她意味着太多的伤感，太多的梦魇。
　　是PAUL把她从台湾召唤到爱荷华的。她的人生从此转轨，从一个青年作家变成了一个政治流亡者。
　　在爱荷华她找到了自由，更遭遇了爱情。1970年，她与PAUL缔结白首之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她仍不免常常怅惘，常常若有所失。
　　她到底缺什么呢？她还要找什么呢？
　　爱荷华可以给她自由，可以给她爱情，却并不能给她全部。那些南腔北调，越剧昆曲，粤菜川酒，却是爱荷华无法给她的。对国民党的失望，使她只能把寻根的目光投向祖国大陆。云雾缭绕的祖国大陆，给了她广阔的想象空间，她以文学家独有的方式慰藉自己无尽的乡愁，着手翻译毛诗。翻译毛诗因此何止是一个文学事件，何尝不是她叩问精神故园的一个最初的尝试？
　　1978年，国门初开，她便迫不及待地回去了。作为最早向全世界译介毛诗的华人知名作家，当局对她的重视不难想象。即便如此，以一个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细腻心地，她仍隐隐地感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似曾相识的紧张和惶恐。她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但这时，她不知从何做起。
　　“我一回去就到处打听我熟悉的那些中国作家的下落，没人能告诉我。”
　　28年后，坐在安寓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聂华苓追述初回故园的那一幕幕，记忆犹新。
　　安寓是一座两层小楼。如果说分布着卧室和健身房的一楼主要是生活区，那么分布着餐厅和客厅的二楼则是主人最重要的社交区。
　　老人推开通向阳台的玻璃门，“就这个阳台，那时常常举行烧烤晚会。几十个中国作家同时出席，可热闹了。”
　　拐角阳台又宽又长。靠墙放着一张张靠背长椅。夕阳西下。金色的夕阳洒在阳台红色的栏杆上，洒在长椅厚厚的积雪上，强烈的色彩对比，似乎折射着安寓当年的辉煌。当年那种人影幢幢、人声鼎沸的喧哗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看见那座公寓楼了吗？”老人指着山下一座方方正正的大楼说：“那叫五月花公寓。当年丁玲夫妇就住那里。他们常常晚饭后背着双手上山散步，散着散着，就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楼梯上。”
　　丁玲是聂华苓过从最密、也是聂华苓最早请进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的中国作家之一。她在五月花公寓住了四个月。
　　“他们呵呵笑着走上二楼，这时PAUL会大叫一声：‘丁玲！’走上前握住她的双手。然后我们就在临河的长窗前坐下，一边磕着五香瓜子，一边谈天。”
　　他们谈的都是往事。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秦城岁月，牛棚风光，那一个个狂暴而血腥的日子，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苦难，是自认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聂华苓，从来不敢想象的。
　　当然也有美好的碎片。丁玲记忆中最美好的碎片，就是早期的延安经历。“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毛泽东对丁玲的这些热情赞美，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密码啊。
　　“你常去看毛泽东吗？”聂华苓曾经这么好奇地问丁玲。
　　“毛结婚之前我经常去。”丁玲幽幽地回答说：“但是毛结婚之后我就不去了。他们结婚请客，我也没有去。”
　　毛泽东跟江青的婚姻，成了丁玲与毛泽东交往的根本转折点。聂华苓印象中，丁玲特别讨厌江青。谈到江青就撇嘴。“小家子气”、“三流演员”，是丁玲评价江青的口头禅。
　　笔者希望她谈谈跟丁玲交往的更多细节，但老人不答应：“说来话就长了，时间不够。我送你一本书吧。”
　　老人拿出一本《三生三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本回忆录，我跟丁玲的交往上面有写的。”
　　1979年初秋的一个周末，聂华苓夫妇一手导演的“中国周末”在安寓隆重揭幕，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隔绝整整三十年后第一次坐在了一起。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是毕朔望，另一位就是萧乾。
　　“那是一天早上，我们在阳台上吃早点。PAUL突然想起来，说：两岸一直不通，我们来把他们搞通好不好？”
　　那时中美刚刚建交，两国关系正在蜜月中。美国朝野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关注。台海两岸动态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说，我们不是政治家，怎么去搞通啊？PAUL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是文学家呀，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方式。”
　　PAUL雷厉风行，马上开始化缘。他在爱荷华极富声望，当地银行和企业都愿为他慷慨解囊，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周末”，即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以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很快就完成了全部筹备。
　　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位作家，毕朔望和萧乾，立刻成了整个聚会的中心。聂华苓回忆当时情景说：
　　“那时大家好激动。大家都没去过大陆，来爱荷华都是为了见大陆作家，尤其是为了见萧乾。”
　　刚刚获得平反的萧乾，第一次重返国际舞台，举手投足无不儒雅风流，但也特别谨慎。会上其他作家都是即兴发言，即兴吟咏，萧乾发言则基本不脱稿，而且稿子写得很板正。显然，他并没有完全走出阴影。
　　萧乾在爱荷华大学逗留了四个月。继萧乾之后，中国作家联袂而来。1980年艾青，1981年丁玲，1982年王蒙，1983年王安忆、茹志娟，以及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杨牧，王文兴，白先勇，吴祖光，张贤亮，邵燕祥，冯骥才，谌容，白桦，阿城，北岛，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但凡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他们来这里写作，旅行。爱荷华大学还会给他们配英文助手，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7年国际写作坊问世以来，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作家，其中，台海两岸的中国作家就多达100多名。国际写作坊既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
　　安寓是写作坊的产房，也是写作坊的护生站。但时间无情，曾经车马喧嚣、风云一时的安寓，终于不可避免地沉寂了。
　　“没钱了，请不起作家了。”聂华苓不无遗憾地告诉笔者。“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还在想办法。”2001年，已经中止一段时间的写作坊重新启动，资金来源主要是聂华苓等人的个人捐款。这当然很有限，写作坊因此只能勉强维持。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保证每年至少请一个中国作家来爱荷华。”聂华苓说。这时的聂华苓，满身夕照，看上去仿若一尊铜像。

她把12万美金的支票扔进了垃圾筒
　　见到聂华苓之前，有朋友断断续续跟我谈到过她。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海外知识界对她偶有一些批评。海外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得自两位华裔女作家的介绍。一个是韩素音，一个就是聂华苓。但现在看来，这两位对当代中国的介绍未必十分准确。她们的介绍可能太理想化，往往误导了读者。
　　说实话，我在这方面并无研究，也就很难论断是非。但假设确有其事，那么我宁愿相信，那仅仅是因为当代中国过于纷繁复杂。聂华苓本来就是作家，容易幻想；更何况长期定居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人性比较简单，无法理解东方社会的莫测风云。
　　如果说在出席晚宴之前，我的这种判断还只是一种推断，经过了那次晚宴，我就不能不承认我的那种推断简直就是先见之明了。
　　那次晚宴，也可以说是一次小规模的两岸三地作家的聚会。聂华苓的朋友，即另外两位女作家，一个来自台湾，另一个来自香港，我则来自中国大陆。大家都是素昧平生，但因为聂华苓，大家一见如故，海阔天空地说啊，笑啊，闹啊。
　　“你们知道PAUL去世时最担心我什么吗？”
　　聂华苓突然神秘地问。马上又自问自答：
　　“他最担心的是我不懂钱。所以去世前他专门指定了一个银行官员，给我的私人财产把关。我要多用一点钱，都要那个官员批准才行。”
　　Y君连连点头：“好，好。像你这种没心眼的人啊，是得有人为你把关，要不你太容易上当了。”
　　“是啊。他在的时候，我几乎从来不摸钱。等他走了，钱不能不经我的手了，我还真不习惯。有一次，我差点就丢掉了12万美金。”
　　“啊？”所有人一齐睁大了眼睛。
　　“那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有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张单据，还以为是哪个商家的广告单呢，没多看就扔进了垃圾筒。到了中午我想起来这事，觉得好像不对劲，又把那张单据从垃圾筒里拣出来。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后来请教一个朋友，才知道那是银行寄来的12万美金支票。原来是PAUL的胞弟去世之前，从他自己的遗产中划了12万美金给我。”
　　“可他为什么要送12万美金给我呢？我始终没想明白。他在的时候，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啊。”
　　A君明察秋毫：“那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估计他觉得你挺老实挺善良的，不愿你这种人吃亏呗。”
　　大家都说有理。聂华苓这时叹口气：
　　“不过呢，我好像还真丢了一次钱。我从来没对人讲过的。”
　　大家赶紧怂恿她讲。
　　“就是那个通灵大师，有次求我，说她想在她家附近开个店，但本钱不够，能不能借钱给她？我问差多少？她说差三万。我就给了她3万。但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我的银行官员一再写信催她还款，她也不回信。”
　　“天啊，你怎么这么傻啊。”Y君又气愤地大叫起来。
　　“我就知道你要责备我。”聂华苓后悔地说，憨憨的像个十来岁的小女生。
　　“我倒不认为聂老师做傻事。”这时A君出来打圆场了。“我对那个大师还算了解。她要开店是假话，但她急需用钱是真的。她的儿子摔残了，没保险，上医院要花二十多万美金。她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就只好到处找钱了。”
　　“可也不能这么找钱呀。纯粹就是骗子，大骗子。”Y君犹愤愤不已。
　　“也不好说人家一定就是骗子。其实那个大师人挺好的。”A君说。
　　聂华苓完全认同A君的判断。“她真挺好的。3万块钱给了就给了，就算是我捐助她。”
　　“是啊。只要用到该用的人身上，那3万块钱就不算冤枉。聂老师没白花钱。”A君马上接过话头。她跟聂华苓就这么彼此唱和，气得Y君直瞪眼。
　　话题就这样围着一个“钱”字打转。聂华苓突然想起来前两年的大陆之行。“大陆人好像正在富起来？”她回过头问我。我点点头：“部分人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人心也比以前乱多了。”我又点点头：“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聂华苓接着谈起她1980年的大陆之行，那次大陆之行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跟PAUL跑了16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狂看地方剧，川剧，昆曲，秦腔，河南梆子，越剧，汉剧。真是大开眼界，好过瘾好过瘾。”
　　聂华苓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陆同胞的精神状态，那种解放的感觉，那种畅快的感觉，那种青春的朝气，“真让人震撼！”聂华苓感慨地说，“那样子要能维持下去，中国真不得了！”
　　“但是以后我回去，就变了，越来越变了，现在更是完全不同了。现在当然也有好的一面。经济好了，总不是坏事。不过……”
　　说到这里，聂华苓显然有些犯难。这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争论，等着聂华苓讲话。聂华苓想了半晌，终于还是决定说下去：
　　“不过，中国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尤其八十年代初纯真的那一面，理想的那一面，都丢掉了也好可惜的。现在人们好像只追求钱。人对人的信用，人对自己的要求，好像都下降了。传统中好的东西好像都在消失。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个好学校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国事天下事都不要管了。改善生活这当然很好很好……不过……我真的很着急的。”
　　聂华苓再也说不下去了。席间一片静默，令人压抑的静默。突然，响起一片掌声。